之前走過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麼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兩個對現代人來說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亞，比如塞萬提斯。在過去的很多世紀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現，每隔幾個世紀才有一位足夠照耀歷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這一站，我們能見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來還要多。
今天我們說起古典藝術，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畫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樂家能想起瓦格納和肖邦。對我們來說，他們都是古典的，他們的創作方式與今日不同，他們生活在被兩次世界大戰所隔絕開的古典世界。我們去美術館欣賞他們的畫作，去音樂廳欣賞他們的樂曲。我們把他們統稱為古典藝術，將他們高高掛在古典的殿堂。
然而，對真正的歷史來說，他們絕不古典。他們都是大革命之後的現代藝術家，一出場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們是各種現代革命的參與者，其激進的姿態遠非平庸的我們所能及。他們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並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實上，他們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們今天之所以把他們當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是藝術爆發的那一代人。19世紀的藝術爆發綻放出來的光芒太過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個世紀。當我們回頭看時，只看到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後。於是革新者成為標杆，反古典者成為古典的代言人。
19世紀風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歷史的屏風。
19世紀對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現代與古代的真正轉折。「現代」作為一個特定名詞，指的就是19世紀。這是人們的日常生活真正轉折的世紀。大航海從15世紀開始，金錢經濟16世紀興盛，殖民地17世紀打得熱鬧，民主政治18世紀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並沒有進入由工作與購物所組成的現代世界。只有當19世紀工業革命將以往這些變革彙集到一起之後，世界才有了徹底的轉變。
商品和大都會完成了這最後的一步。
商品，哦，那琳琅滿目的商品！19世紀是人開始相互依賴的世紀，沒有人能獨自生活，如果不購物，人們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為索求的搖籃。商店開始充滿街頭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著購物的人們，用重複勞作一天所得的硬幣換衣服和麵包。人們開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館、酒吧、舞廳和劇院，人們勞作之後並不在爐火邊圍坐，開始到街上到咖啡館快活。一切都有了價格，誰的衣服優美不再取決於母親，手裡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禮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輪渡載滿貨物。人們到公司找工作，為千里之外不相識的人鍛造自己永遠用不到的零件。
所有這一切都是古代沒有的東西，它們屬於且只屬於大都會。
19世紀見證了大都會的誕生，人們進入工業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襲，不再有貢賦，人們用金錢支付所有服務。僱主與僱員算得清楚，陌生人與陌生人在商場的轉角擦肩而過。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沒的地方。證券交易所里擠滿了戴禮帽的體面紳士，他們賭馬談政治，做債券投機，左右商業，認為沒有工作的都是懶漢。工廠老闆在轟鳴的車間跺著腳喊加快。經紀人開始出現，他們轉著眼珠拉攏機會，像給拋媚眼的美女尋找客人。流浪藝術家開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時代的主人，是新的貴族，精神貴族。孩子為硬幣工作。女人開始走出深閨，展示華麗衣服，在香榭麗舍大街一擲千金，頂著樹蔭走模特步子。
所有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會的典型，商業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業化的地方，卻是現代商業最蓬勃的地方。19世紀的巴黎是世界商品會聚的焦點。巴黎承辦過6次世博會，1855年磅礴的水晶宮為世博會所建，號稱能容納萬國產品；它喜歡現代美學，埃菲爾鐵塔在1889年落成，以鋼筋鐵骨的怪模怪樣俯瞰著巴黎街頭數百年巨石雕築的街巷；它享受大都會的樂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們的眼睛應接不暇，充滿熱切的評論與攀比；在夜幕降臨後的私宅宴會廳中，出版商、記者、鋼廠老闆、法律學生、高貴和不高貴的女人開徹夜聚會，歡聲笑語，打情罵俏。再沒有哪裡比巴黎更容易見到時代的交錯，古代信仰與現代享樂的共存，鋼筋玻璃與巨石堡壘的對立，高聳鐵塔與沉厚教堂的交鋒，各自驕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達到美的極致。
大工業的世界終於到來了。人們成為機器的寵物。人從土地上連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裡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隨風波動，染上塵埃再墜落深谷。
這是屬於輕浮者的世紀。輕浮者在城市閑逛，在琳琅滿目中興緻勃勃。波德萊爾是巴黎最偉大的詩人。他敏銳地發現這些城市的閑逛者：一個全新而充滿好奇的城市階層。他同樣發現那些困頓的人，被城市擠出的邊緣人們。他為這些人著詩立傳，寫下時代轉折的聲音。「兩手托著下巴，從我的頂樓上，眺望著歌唱和閑談的工場；煙囪和鐘樓，這些城市的桅杆，還有那讓人夢想永恆的蒼天」。在這樣的觀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華：「樓梯拱廊的巴別塔，成了一座無盡的宮殿，靜池飛湍紛紛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盤。」他也看到其中的破敗，「是啊，這些人飽嘗生活的煩惱，被勞作碾成齏粉，為年紀所擾，巨大的巴黎胡亂吐出的渣滓，被壓得啊彎腰駝背，精疲力竭。」他從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窮苦殘缺的人們各有其醜陋的面孔，而那繁華萬象的景色不過也是黃粱一夢。他冷眼旁觀，用韻律的刀鋒寫作，在紙上刻下詭譎的《惡之花》，巴黎在刀痕中獲得了永恆的面容。
「作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歷史舞台。」20世紀的哲學家本雅明這樣形容波德萊爾的巴黎，「在波德萊爾筆下，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這種詩歌不是家園讚歌，當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這座城市時，這是一種疏離者的目光。」
這個時代的人們將自己託付給金錢。這種習慣如此強大，甚至超越時間，流傳給我們。沒有中世紀信仰的狂熱，也沒有騎士簡單的忠誠，人們開始理智而計算，並相信這是真理。19世紀的藝術家不約而同地察覺到了這歷史的變革。巴爾扎克寫梅莫特與魔鬼交換靈魂，寫葛朗台老頭臨死時用眼睛盯著黃金，福樓拜寫債券經紀人騙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錢財。這是藝術家對時代的回應。當一個時代到來，藝術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華，撕下它的虛榮，寫下它的矯飾與愚蠢、奢華與破敗。
巴黎是一座充滿誘惑的城市。波蘭政論家弗蘭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時候認為，巴黎是一個以超乎尋常的創造性機能發展的城市：「巴黎在飛奔，巴黎在涌動，巴黎在沸騰。」
沸騰的城市中，獨特風景是藝術家。躁動的靈魂充滿表達的慾望。詩歌、小說、繪畫、音樂，城市裡充滿流浪藝術家，每一個流浪者都夢想著將自己表達給世界。他們在大聲喊，用喊聲穿透歷史。如果說18世紀屬於革命，20世紀屬於戰爭，那麼19世紀就屬於藝術。19世紀既有革命又有戰爭，然而革命和戰爭都不是主導。19世紀的戰鬥是局部的和細節的，19世紀的藝術卻是宏大的和全景的。這一個世紀，藝術超越戰爭。
19世紀的巴黎是藝術家的中心。它有一樣獨特的事物，改變了藝術史，也改變了政治，那就是沙龍。沙龍是這個時代發展出來的特殊的產物，它源自宮廷貴族的宴會廳，到了這個世紀，演變為普通身份藝術家的聚會。在沙龍中，哲學、文學、音樂、美術學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龍屬於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裡，伴隨宴會、辯論和作品朗讀。學院沙龍在美術館，發布藝術家的新作，邀評論家參觀，這是新人想要出類拔萃的必經之路。沙龍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龍中，有僵化有偏見有權力鬥爭，也有創見有思想有慧眼識珠。競爭多於僵化，碰撞迸發出焰火。
波德萊爾曾經記述過德拉克洛瓦的沙龍，此時的詩人還年輕，大畫家已經是名滿天下。詩人是畫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歡他的風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萊爾充滿感情地記錄下沙龍里的一切：「『我們』不只是意味著寫這幾行字的謙卑的作者，也意味著其他幾個人，年輕或年紀大的，記者、詩人、音樂家，他在他們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鬆，隨隨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紀法國繪畫的另類，波德萊爾是19世紀法國詩歌的另類，沙龍讓這樣不同的藝術家結合在一起，獲得生命力。從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萊爾領悟到激情的濃郁與深邃。他的詩歌也有著相似的濃郁與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國繪畫中的英雄，也是最傑出的開創者。他以反學院的姿態走進沙龍，最終獲得學院的認可。19世紀的法國經歷著美術的黃金時期，從大衛到格羅，從安格爾到庫爾貝，從傑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連串名字將古典主義、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貫穿起來，各自推到一個頂點，法國美術從來沒有哪一個世紀像19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