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帷幕拉開了。
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5世紀，歐洲經歷了最大的劇變。羅馬帝國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蠻族崛起，歐洲從古代世界進入中世紀。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轉彎時，沒有時間過多品評，當歷史的小船終於滑入暫時的淺灘，我們終於可以講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對比。
這一站到倫敦——一個有度的城市。
我們對英國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國。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課堂上的時候，當我們講到工業革命和現代國家從英國開始，通常說的也是那兩個世紀——18世紀到19世紀。那是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的世紀，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紀。我們詳盡學習現代化如何突然爆發，學習從文藝復興到工業化前期有哪些新變革、新技術與新思想，民族國家與中世紀國家有哪些差異。我們的目光集中於時代的斷裂，研究全新的東西，卻似乎並不怎麼研究延續與生長的東西。中國沒能夠自發進入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因而急須了解轉變的過程是什麼，如何發生。
然而，沒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誕生的，也沒有任何轉變僅僅是轉變。所有的枝葉都有遙遠的根。當兩棵樹開出的花朵不同，果實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從陽光與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們是不同的樹，那麼歷史與根系就已經不同。
現代國家的根源在12世紀已經奠定。
現代化的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問題：古代中國沒有自動發展成現代模式的「資本主義－民主憲政」國家，那麼究竟缺少了什麼東西？誠然，這樣的現代國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它是歷史最重要的產物之一。和資本主義一樣，憲政國家沒有在中國自發生長。
我們和歐洲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嗎？不完全是。從宋朝開始，資本充足、工人眾多的工場就已經開始運營。江南的絲織工場僱傭工人達到千人，礦場達到萬人，在工場主手中的資本隨利潤流動。在於缺少市場經濟嗎？也不是。中國古代的市場從秦漢時就一直存在，戰國時已存在廣泛的貿易、富商和市場決定物價的機制，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管子》已經提出了國家調控物價和貨幣的方法，《史記》則闡述了貨物各得其所的市場特徵，唐宋之後的僱傭工資也是市場決定的。總體而言，古代有著比較自由的經濟環境。
在於缺少一次像樣的大革命嗎？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國起義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義成功之後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義領袖沒有革命的精神，但還是沒有突破現存的理念。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極端的王莽改革，大膽的王安石改革，最後都沒有「實質的改變」。那麼在於新教倫理和儒家思想的區別嗎？也許有關係，但肯定不確定。並不是所有基督教國家都能發展出現代憲政國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後的地區也有很多仍然按傳統模式生活。
現代憲政國家究竟從何而來？
在世界範圍看，帝王或國王本身可能並不是關鍵。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國家保留了國王，但仍然邁入了憲政國家的範圍。法律系統和行政系統的建立可能也並不是關鍵，中國古代有系統的成文法律和穩定的公共行政，自戰國時代法律就明文公布，但不能歸為一個憲政國家。階級瓦解恐怕同樣不是關鍵，秦漢時期中國貴族已然瓦解，後世的政府是對平民開放的政府，並非階級政治，可儘管如此，中國仍不算是民主憲政國家。中國的平民參與並非作為國度的主人，而是作為僱傭的工作者。
在對比所有這些差異之後，慢慢有一個因素浮出水面。或許只有它才是差異的關鍵——議會。議會是民眾的代表，是與國王對峙的群體。唯有出現議會，出現議會與國王的對峙，才出現後來的權力界限問題、主權歸屬問題、立法司法分開問題、民意的地位問題。而所有這些，才引出了憲法與現代政治。
議會是英國的產物，中國的方式是朝廷。議會與王爭奪，朝廷與王配合。
議會的誕生比我們想像的早得多。和粗淺理解中不同，並不是工業革命和現代化帶來了這樣的國家形態，而恰恰相反，正是這已經存在的國家形態推動了工業革命和現代化。
英國的議會大廈在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是一片區域，包括大教堂、小教堂、塔樓和威斯敏斯特宮。著名的大本鐘就是它的鐘樓。威斯敏斯特宮始建於11世紀，最早曾是王室所在，但在1512年毀於大火，重建之後成為議會所在地。議會自13世紀起就曾在此議事，皇家法庭也設立於此。
威斯敏斯特建築莊嚴，它經曆數次災難，經歷大火與二戰中的轟炸，經歷修復與重建，每每更瑰麗雄奇，氣宇軒昂。現在的威斯敏斯特宮是在1834年更猛烈的一場大火之後，由查爾斯·巴里主持重建的新哥特風格建築，包含協調一致的幾個部分，建築風格威嚴莊重，成為泰晤士河旁邊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每當陽光從終年的陰雨中露出片刻光芒，它金色的牆壁就熠熠生輝，在藍天下閃耀，密集的牆壁立柱銳利向天，排列整齊，寫著嚴謹、秩序與正直的力量。
威斯敏斯特宮至今仍然是國會工作的場所，上院和下院分別有自己的空間。每年夏天是威斯敏斯特宮開放的時間。這是了解議會工作的絕好機會。龐大複雜的建築，百餘個房間，上上下下的樓梯，上院與下院辯論之所。跟著講解員走一遍，不僅可以領略建築風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國會工作的種種流程。上院的空間由皇家殿堂延續而來，殿堂中懸掛著藝術家創作的有關英國歷史的油畫。下院辯論的演講廳比想像中小，古樸狹窄，議員的座位圍繞一圈，每個人講話都可以清楚地傳遞到廳里的其他角落。講解員會講流傳百年的軼事，會演示議會怎樣用辯論廳外的小亭投票，也會告訴你為什麼議會有讓人在門外砸門的禮儀。而在所有這一切參觀之後，他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的議會已經存在800年了。
議會與國王的關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故事要從1215年講起。
1215年的6月15日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日子。國王約翰在自己的宮中遇到令他焦頭爛額的窘境。他被來自全國四方的貴族挾持，非要他簽署一份男爵法案不可。法案規定貴族可以決議否決國王的命令，也有剝奪國王王位的權力。對這些苛刻的要求，約翰王極不情願，但還是被迫在倫敦遠郊的一個小島上籤署通過。
約翰為什麼被貴族脅迫簽下如此苛刻的法案？
這要追溯到約翰的兄長。約翰1199年從兄長的手中接過王位。他從繼位之初就麻煩不斷，1215年，他面對著幾個棘手的問題：一個是繼位問題，一個是戰爭問題，一個是財政問題，而這幾個問題都與他的兄長，史上著名的「獅心王」理查有關。
理查是英國最傳奇的戰鬥英雄之一，他曾與法王腓力二世共同發起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為之投入狂熱的激情。有人戲稱，理查願意把整個倫敦賣掉以支持十字軍。理查年輕英勇，和法王一同親征，試圖率兵奪回被埃及蘇丹薩拉丁佔領的耶路撒冷，捍衛基督世界的榮譽。戰鬥雖然沒有勝利，但是為基督徒贏得了自由出入耶路撒冷的權利。戰鬥結束之後，理查在回國途中被俘，轉交給神聖羅馬帝國亨利四世關押，英國不得不付出重金為他贖身。他回國之後並未停歇，立即發兵攻打法國。
所有這一切帶來長久的影響。理查的戰爭和贖金加重了國內稅負，1196年，倫敦人發動起義，抗拒稅收。理查長年不在國內，也使得國內貴族勢力崛起。25名享有廣闊領土的強大的貴族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如同春秋諸侯，可與天子抗衡。
這些問題無不遺留給約翰。理查死後，他傳位於約翰，但約翰的繼位只被一部分人承認，另一部分人則擁護理查的另一個弟弟之子亞瑟。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戰爭仍繼續，法國國王公開支持亞瑟，並以此作為否認約翰權力的理由。約翰採用冷酷的手段對付亞瑟，卻無法在對外戰爭中兇狠起來。他在戰鬥中接連敗北。法軍攻佔了英王家族在諾曼底的大部分領土。約翰不得不繼續增加稅負，剝奪財產，這給原本已經矛盾重重的國內局勢帶來更大的壓力，引起貴族的不滿。在與羅馬教皇的鬥爭失利之後，約翰又為了政治方便與教皇達成妥協。所有這一切，所有約翰的自私和綏靖，都讓貴族們有了反對他的理由。
問題到了1215年，變得尖銳而不可解決。貴族將約翰團團圍住，對他的肆意而為下了最後的通牒：他不能再肆意徵稅，而要按照他們規定的許可權去做，否則他們有權將他廢黜。約翰不願，但不得不同意。
這份法案就是未來著名的「大憲章」。在這樣一個只顧得上利益的混亂時期里，恐怕誰也沒想到它會給後來的世界政治帶來重大影響。
由此，受限制的國王的理念埋藏下來。儘管約翰王一周之後就毀約不再承認，儘管後來的國王一次次採納後又一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