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雅典停留兩站，因為在前後相繼的兩段時間，它有不同意義的兩種身份。這不是唯一讓我們如此選擇的地方，在這一路上，羅馬、倫敦和巴黎，所有停留兩站的城市，都有兩種不同的榮耀與悲傷。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採在講述悲劇的同時，將悲劇之後開始興起併流行的一種文化稱為與酒神相對的太陽神文化。這是悲劇時代之後的時代主題。尼采並不喜歡這種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脫。它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傲，也有一種掌握知識的樂觀，尼采相信，「這種樂觀成分一旦侵入悲劇中，就勢必逐漸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劇自趨滅亡。」
這種文化在公元前4世紀主導了雅典，達到頂峰。它建立在辯證的藝術上，通過辯證，了解到自己知識的局限。它的信條正如古時候德爾斐神廟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過度。這是擁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礎上崇尚知識，相信知識是萬物良藥，是罪與痛苦的解藥，它也相信通過推理可以洞悉知識。它是預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尋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內秉的機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動，而是在定義與劃分中獲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劇的終結，知識的開端。
它就是哲學。
沿著衛城小路從山頂走下來，我們也從雅典的輝煌走下來。在北坡可以見到一大片荒僻的園子，這是雅典的公共會場阿格拉。阿格拉比衛城的命運更為慘淡，在兩千餘年的變遷中，阿格拉的原始樣貌已然不復存在，如今的荒煙蔓草間只能看見零星遺迹和各種佔領者留下的界標。這與雅典的命運一脈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間，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歷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參與政事的地方，是政體孕育和變革的場所。它在衛城腳下，城市中央有廣場、檐廊和小型神廟。在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聽國王的軍事召喚，後來逐漸演變成商人經商、交換來自殖民地貨物的場所。這兩種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後期，演變為更廣義的公共場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講、選舉、宗教遊行、審判在此舉行。幾年前的電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見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幾座建築存留，絕大部分地點只剩下遺址的牆基。柱礎排列整齊，雕塑的頭顱不見蹤影。在僅存的幾座完整建築中，我們能看到時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紀獻給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廟，公元前2世紀充滿商鋪的阿塔羅斯柱廊，拜占庭時期繪有小金頂耶穌像的教堂，涇渭分明。
夕陽的光勾勒殘垣，餘暉猶存，但溫度不再，折斷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遠方。
雅典經歷過輝煌的頂峰，但在公元前4世紀之後開始衰落，此時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雅典作為文明中心的最後一段時期，隨著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雅典徹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興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戰爭與政治交纏的結果。
戰爭原因是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霸，以雅典失利告終。伯羅奔尼撒戰爭從公元前431年持續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戰爭之後希臘世界最重大的一場戰爭。交戰雙方是希臘的兩個強大的盟主，因而幾乎所有希臘城邦都卷了進去，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之戰。在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篇，親歷戰爭的修昔底德就寫到：「我看見希臘世界中其餘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這是希臘人歷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影響到幾乎整個人類。」
之所以爆發戰爭，導火索有幾重。雅典對科林斯戰爭的干涉、對米加拉的貿易禁令、與波提狄亞的爭端問題。這些小城邦都是希臘境內的邊緣城邦，常常在實力強大的城邦間搖擺。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仍然是雅典和斯巴達，斯巴達恐懼雅典勢力的不斷增長。「這兩個強國不是彼此間發生戰爭，就是鎮壓它們同盟者的暴動，它們在軍事準備方面都達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時在危難的艱苦訓練中都獲得了軍事經驗。」因而，戰爭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與斯巴達的稱霸，和希波戰爭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戰後，所有參戰的和從波斯統治下獨立出來的城邦均分入兩個集團——雅典集團和斯巴達。雅典在海上稱雄，斯巴達在陸上強大。斯巴達是相當獨特的城邦，自古就以軍事強大著稱。在希波戰爭中的英勇絕不是偶然的事。他們的所有少年從小都必須經歷嚴酷的軍事訓練，以獲得強健的體魄、戰鬥力和冷酷堅強的個性。他們被扔到危險中，殘弱的嬰兒會被處死。就連斯巴達女人也與眾不同，她們驍勇善戰，從小與男孩一起鍛煉，長大後作為母親，也被要求訓練兒子勇毅的個性。斯巴達的三百戰士和八百奴隸戰死溫泉關，完全符合他們一貫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這樣一個城邦，成為雅典對希臘領導權爭奪的最有力對手。雅典則作為民主城邦，經歷自身最驕傲氣盛的階段。雅典在戰後度過了平穩、富有的黃金時期。有史以來最開明的領袖伯利克里成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後裔，思想開放，富有魅力，熱愛藝術，資助建設。正是他領導了帕台農神廟的建設，雕塑家和詩人也正是在他的資助和庇護中創造出最傑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後人的講述中幾乎被神化。不過，伯利克里領導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點。它幾乎開創了霸權時代，驕傲氣盛，向它的盟友徵收高昂納貢。在面對斯巴達的時候，它又像所有處於上升期的文明一樣，大意輕敵，貿然進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撕毀了攻佔優卑亞之後所簽訂的30年休戰合約，戰爭開始了。第一階段戰鬥持續了10年，其間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開始走向動蕩不安。在一段被稱為尼西阿斯和平的間歇之後，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動性的政治家亞西比德的建議之下，派出一支龐大的艦隊遠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達的同盟。這被證明是一個災難。雅典並沒有能力形成包圍圈，遠征軍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艦隊。雅典始終沒能從這次失敗中恢複過來。隨著斯巴達戰略性地與波斯結盟，由海上和小亞細亞兩路夾攻，雅典終於在前404年被擊破，宣布投降。
這是一場含義深遠的失敗。這場戰爭被看作寡頭與民主兩種政體的戰爭，雖然過於簡化，但對人們心中的觀念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雅典的標籤是民主政治，這也是我們今天提到它的最經常的理由。
「民主」一詞來自希臘。今天的我們常常對民主有一種誤解，以為民主是公民共同當家做主、決定事情。其實並不是。這只是古希臘式民主：全民參與民主。現代民主從希臘民主脫胎，但其內涵已經全然不同。現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議制：公民自願將判斷權交由少數人，由幾個被選者代替大家作決定，公民的意志體現在選擇。
希臘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參與。「民主」這個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貴族政治對立的一種階層政治，後來被引申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參與式的，每一個公民都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政治權力，而且都要實際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後成為公民，有責任討論、參與政治、擔任公職。所有官職由公民輪流擔任，每次任期一年，職位抽籤決定。雅典人認為抽籤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們定期召開公民大會，六千人的大會一起討論，投票決定國家大事。為了爭取支持，辯論術一時鼎盛發達。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之前，雅典人非常驕傲於自己的政治，他們相信是他們的民主讓他們強大。而在戰爭失敗之後，懷疑的論調就越來越多，雅典最智慧的頭腦開始討論民主的優劣，詢問世界上最好的政體應該是什麼。
這種討論是古希臘的特色。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古典的春秋戰國，還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體觀念基本上始終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別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納貢，以及更具體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選拔的方式。然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政體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這是上千年爭論無法定奪的問題。
雅典是討論的開端。在其鼎盛的高點，雅典目睹了希臘半島上無數小城邦的興衰。它們的成敗，連同它自身的成敗，成為政體追問的最直接觸動。
古希臘分布著約摸750個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個家族的鬆散聯盟。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結果，家族聯合成部落，部落聯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為單位的村落，經過慢慢融合，形成較大聯邦，最後成為國度。將人聯繫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對祖先和奧林匹斯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