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1896.6.2—1979.8.1），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馬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並於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1922年，李濟哈佛大學畢業，返回祖國，受聘於南開大學，任人類學和社會學教授。
李濟的早期教育歸功於其父李權。李權是位學問不錯的教書先生，在全縣有一個最大的學館。父親認為，小孩子剛讀書時候，要先讓他學最難的，然後再學容易的，這樣進步會比較大。所以李濟並不像別的孩子那樣從「人之初、性本善」開始，而是從「盤古首出，天地初分」學起。但因為李權是全縣聞名的大秀才，沒有人敢指責他違背傳統的教育習慣。
1907年，清朝舉行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被當地人稱為「李優貢」的李權也被送到北京參加會考，得到一個七品小京官的職銜，分在內務府。李權把家人接到北京，李濟就在11歲那年跟全家來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賠款開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開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當時還叫「李順井」的李濟糊裡糊塗應了考，被錄取進了「備取榜」，排名倒數第三。如果考生沒取足，就從「備取榜」里接著選，於是李濟幸運地成了北京錄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員。七年半學習結束後，他們同一批進入的學生，經過陸續考試淘汰最終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歲的李濟自上海乘「南京號」遠洋輪赴美留學。李濟在清華讀書時，美國有一位沃爾科特博士曾為他們教授過心理學和倫理學，並第一次在中國學生中作了智商測驗（李濟被測定為128）。李濟受他影響，對心理學產生了極大興趣，所以最初在馬薩諸塞省的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
克拉克大學的老校長霍爾教授提倡學生到圖書館自由閱讀，他認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學校的圖書館及書庫全部對學生開放閱讀。那時候人類學在美國才剛剛興起，克拉克大學圖書館裡有一些著名人類學大師的著作，李濟一下子入了迷，之後又在老校長霍爾教授鼓勵下，改學人類學。
聽說李濟轉學人類學後，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贊成，他認為李濟是適合做學問的人。徐志摩與李濟同船去美，他是自費留學生。在克拉克大學的第一學年同住一個公寓，關係很好。徐志摩讀的是歷史系，在第二年就從克拉克大學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學銀行學。1920年暑假後，徐志摩遠渡大西洋去了倫敦，而李濟則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從此開始各自人生道路。後人在整理李濟文件時，找到了李濟保存的徐志摩去紐約後寫給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學習等談得很廣泛。徐志摩對李濟當年也有這樣的評價：「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23年6月，李濟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李濟的論文得到的評語是「極佳」，後來在哈佛大學正式出版，一位歷史學家說，「自後中外學人凡論及中國民族及人種問題的，大都徵引其書。」
1922年，著名哲學大師羅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國問題》，文中提到了李濟的論文讓他「得到了某些頗有啟發的見解」，並大段引用了李濟論文。像羅素這樣的名人，在自己的書中如此大量引用並讚賞一個尚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的作品，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這也使得李濟一下子聲名大振。
有趣的是，李濟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權還不知道如何衡量這個陌生的頭銜，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個辦法，給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博父」。李濟的朋友們，像趙元任，也善意地開玩笑稱他「李博父老先生」。
李濟在哈佛讀書時，有一位講授體質人類學的講師霍頓，李濟將他的名字翻譯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給李濟一批尚未開箱的500件埃及人頭骨，讓他每天花半天來開箱、洗刷、整理頭骨，按鐘點付錢。李濟花了大半個暑假來做這個工作，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這次整理頭骨的經驗，讓他對於處理人骨，特別是人頭骨有了親身體會，這對他後來進行生體測量的實踐以及處理安陽殷墟出土的人頭骨很有裨益。後來，在安陽殷墟挖掘現場，很多年輕的考古人員大都是在李濟的指導下經歷了整理人骨的訓練，後來著名的考古學家高去尋、尹達、夏鼐等都談過此事。
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濟如期回國。起初，他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任社會學和人類學教授。1924年，已是南開大學文科主任的李濟，和魯迅、王同齡、蔣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學講學，由此結識魯迅先生。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被聘為教授。29歲的李濟，受聘為唯一講師。
這年，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考古隊，紛紛來中國「尋寶」。其中，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委員畢士博，聽說李濟是中國第一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即來信邀請李濟參加他們的考古隊。李濟回信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回信道：「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1926年5月，畢士博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商定了合作事項，即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國學院合作，由李濟先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暫由清華保管，今後交中國國立博物館。
1926年10月，李濟率隊來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這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復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發現了一片布滿陶片的地方。這片區域很大，有好幾畝地。他們俯身撿拾幾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細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來後，李濟決定將西陰村作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現場。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在西陰村不僅發現了10多萬片史前陶片，還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獸骨、貝殼片等。最有意思的是，發現了半隻被利器切割過的蠶繭殼。這一發現表明，中華民族在史前就家養蠶繭。1995年9月，為紀念李濟先生誕辰百年，台灣「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為時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僅一件，即半個蠶繭殼，可見這半個蠶繭殼的「分量」。
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更標誌著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們制定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明確「發掘所得歸國家所有」；在西陰村，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只是選擇了一小塊面積。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說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殷墟文化遺址，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陽走向世界的，當屬李濟先生。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濟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國的李濟收到傅斯年的電函，希望他儘快回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這時，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對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進行。年末，李濟回國。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進行第二次挖掘。以後，差不多每年的春秋兩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濟的主持下對殷墟進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尋找有文字的中國古代史，即人們通常說的「甲骨文」。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卜文字。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12日是這一「戰役」的最後一天，下午4時，在小屯村的一個地下貯藏坑裡發現了龜版。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一塊塊取出。誰知，當取出3760塊時，還只是一個面上部分。於是，決定再延續一天。第二天，當太陽下山時，他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後來，又用了4個晝夜，才將埋藏珍品的土塊整體起出。經過幾個月的整理，這次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與甲骨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青銅器、玉器、日用器具、人獸骨、建築遺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紋石器、玉飾品、青銅器等，小墓中的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