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1898年發生的戊戌變法，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里，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19世紀末的上海是中國的新學樞紐之所在，新式學堂、學會、報刊、出版印刷機構不斷地從這裡輻射全國。這對於主張以西學開啟國民心靈的翰林張元濟，無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學是當時中國少有的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學府。到南洋公學任職，可以說是張元濟理想的延續。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里，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卧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印書館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的。
張元濟走進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當時中國不是沒有教科書，但是都編得不好，一類是教會的教科書，從西方引過來的，對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另一類是讀古書出身的老夫子編的，寫得太艱深，也不符合教育學的規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佔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三十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划下，商務印書館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印書館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在20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陳獨秀、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幹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畫，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閑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佈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彙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印書館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張元濟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謂「在商言商」，他為了商務印書館的事業始終趨時而進，這種進不是一味的冒進，而是無論時事政治是前進還是倒退，都與其步調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務印書館也為其做了很多熱情的廣告，不光《東方雜誌》刊登武昌起義大事記，另外還出版了13冊照片和圖片，並發行了300多張明信片。
在1912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那套教科書上，相應地題寫上「共和國教科書」，並在《東方雜誌》上莊嚴地宣告：「民國成立政體共和，教育方針隨之變動……教育部第七條通令先將小學各種教科書分別修訂，凡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與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詳敘入，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專制王朝，民主共和體制卻如鏡中之月，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憲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時商務剛發完秋季課本，正籌劃春季使用教材。張元濟為此大費周章，因為當時商務版課本名《共和國教科書》，一旦洪憲帝製成功，那就與國體不符；如果繼續觀望，春季時又無教材供應。幾經權衡後，張元濟決定把將課本中平等、自由這些與帝制相左的詞語刪掉，書名也改成《普通教科書》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務印書館這一舉動比袁世凱下令「接受擁戴」還要早上20天。
張元濟在教科書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說明他心底真正擁護袁世凱，而是為了商務印書館生存所需的權宜之計。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在全國一致討伐聲中黯然下台，張元濟立即指示各分館撤去《普通教科書》，應迅速推廣《共和國教科書》。
說他見風使舵也好，說他沒有立場也罷，但這招確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張元濟對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銷。比如張氏本人與康有為雖私交不錯，而且曾在戊戌變法中並肩作戰過，但當康某提出的要商務印書館代售其《不忍》雜誌和出版攻擊民國的《共和平議》時，張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絕，延宕兩年後才勉強應允。要知道康某進入民國來思想仍舊頑固不化，張元濟當然不想讓人感覺商務印書館也在拉歷史倒車。
張元濟甚至拒絕過孫中山的書稿《孫文學說》。1918年孫中山在廣州的國民軍政府改組中受排擠，憤而宣布辭去大元帥職務。他反思民國以來革命不斷挫敗，其原因是思想錯誤造成，提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