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等。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麼就會有什麼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藉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裡，可謂驚世駭俗。《馮小青考》是潘光旦藉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開始了教書，他在國內創設了優生學課程，主編了《優生月刊》。教書之外，他關注著社會，為中國找尋出路。他認為中國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險，中國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體健康、資質聰穎的社會分子。一個民族要想富強就要優生，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質量高低的問題。他認為，生育孩子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使命，更是社會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會學範疇，而是洋溢著重人道的社會理想。他撰寫了大量的著作，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典範之作。他通過家族的興衰，揭示遺傳和環境對造成人的優良品性的重要。他通過對美國、西班牙、古羅馬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比較研究，探尋一個民族興盛衰亡的緣由。更重要的是他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揭示了造成國人特性中所體現出的「私、愚、病、貧、亂」的民族病態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興，民族衛生、民族健康和優生優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從優生學的理論出發，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解析——「中國民族有許多弱點，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發展和利他心的薄弱。」（這是一些憤青們最不願意聽的。）
他在學術上有一種很博大的氣魄，他不願意人們稱中國為「老大之中國」，他說：「如果『老』字指的是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那還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樣有著一個少年中國，只是這個少年中國發育還不很健全！（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可以說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國里，最早在科學的基礎上提出「優生優育」的學者。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憂患，有識之士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救國保種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時，費孝通曾說潘先生一生的學術，最基本的目的是「強國優種」，從德智體三個方面開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國人的根本素質。
潘光旦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針對我們民族的弱點，潘先生還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生育節制，生得少、生得優，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剛勁的成分等。
潘光旦認為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而在教育。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將來是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的。讀洋書與去國外，只是為達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他主張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學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認識科學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斷，寬容而不排斥，通達而不蔽錮。此外，潘光旦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的觀點。
潘光旦是學行合一的一個人，他不僅讀書和做學問，而且還要使自己的學問和行動能夠直接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有益於社會。他刻在自製煙鬥鬥腹上的十二字銘文，其實正是他本人最恰當的寫照：「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於通」。
關於教育，孔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魯迅說：「教育是要立人。」盧梭說：教育是培養「既能行動又有思想的人」。愛因斯坦說：「什麼是教育？當你把受過的教育都忘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貝爾斯說：「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堆積。」但在今天，我們的教育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自由，學習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做學問的目的，本來是讓人們越來越多了解它，從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潘光旦認為，如果說西方教授已經是學問之大敵的話，那麼中國的教授恐怕連這個資格也沒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西方教授還能製造許多術語來唬人，但是中國大多數教授連本專業的術語也記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還有本領加入某一派系，中國教授「除了介紹西方几本教科書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經過十年或數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是不會得到這個頭銜的。
還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大學聘請教授，有一個很普通的原則，便是一個『專』字。凡是在某行學問上有專長的，便有被聘請當教授的資格。這個原則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學方面，待遇起教授來，也應當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也便是一個『專』字。凡是能專誠待遇教授的大學，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們的信任和努力。」可見，用「學有專長」的原則聘請教授，以「專誠」的態度對待教授，是大學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
在這篇文章中，潘光旦還談到大學管理的另一個原則，那就是要「使教授們得到精神上的謐靜。」因為「教授的任務，一半在教導學生，一半也在他的專門學問上繼續用功夫，更求造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條件便是生活寧靜。」這個意見不僅適於年長的教授，也適於年輕的教師。因為做學問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靜下心來，排除雜念，鑽研多年，才能有所收穫。
潘光旦認為弄清楚教授與講師的區別特別重要。所謂教授，除了給學生上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學生。也就是說，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從於世俗社會，每天為應酬而吃吃喝喝、為掙錢而跑來跑去的。正因為如此，潘光旦在這篇文章中說：「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他還說，由於名牌教授有限，許多大學爭相邀請，這就使他們每天疲於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學問。至於學生，也只能在課堂上見上一面，下課後根本沒有接觸機會。因此他認為，這種「東也講一次，西講也一次，講一次算幾塊錢，講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賺錢機器，在教學效果上，與留聲機類似；在人格取向上，與走江湖的藝人沒什麼兩樣。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與成見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兩大目的，一是教人認識自己，尤其是認識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見，少受些成見的蒙蔽。」他認為，由於我們總是把精力放在學制調整、課程設置方面，不重視認識自己、破除成見的問題，因此培養出一大批毫無判斷力的青年。這些人在學校學會了道聽途說、鸚鵡學舌的本領，出了學校以後，就只能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為了讓學生認識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說》中指出，學校應該提倡「價值意識」的教育。這種價值意識的培養，可以讓人識別真偽，區分善惡，分辨利害。這就是說，如果只有大量知識而沒有價值意識，就不會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就會被各種各樣的成見所蒙蔽。
到了抗戰時期，潘光旦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自由之路》一書中，把自我認識和自我控制當作爭取自由的兩個先決條件。他認為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自由就會不期而至，任何人剝奪不了。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即使調子再高，也是空談。
由此可見，僅僅掌握大量的知識，非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