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著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等。梁漱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學者，著名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他被稱為「最後的大儒」。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飾他的率直，他在開講《印度哲學》的第一天就對聽課的學生說：「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講台下的學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熱烈擁護者，這一時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辜鴻銘就吃了學生的許多苦頭，在當時的北大，可是人才濟濟，梁漱溟在當時還是個無名人士，即使辭退他也不會有人感到新鮮，但是他卻在北大一教就是7年，他講的孔子課特別火，學生們都爭著來聽他是如何為孔子、釋迦作辯護的。
他在北大唱得最驚人的反調是在「五四」學潮時，學生們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梁漱溟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查廳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他還指出人太多檢查不盡學生「盡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於對法制社會的嚮往才這樣說的。學生們卻不能原諒他，於是寫了許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他的率性而言招來的後果也的確讓人驚心動魄。1946年李公朴、聞一多血案發生後，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緝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順天中學，他的各門功課自學進度皆超過老師的課堂教授進度。他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國文作文成績經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歡作翻案文章，從不落俗套，深得國文教員的賞識，他的作文曾得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
蔡元培聘請梁漱溟任北大教師時，他只有24歲，北大的學生有些比他的年齡還大，梁漱溟過去多次報考北大但卻沒有考取，最後他考入了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他只是一位中專畢業生。
1916年上海的《東方雜誌》上連載了梁漱溟撰寫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文章以近世西洋學說闡述印度佛家理論，這篇文章發表後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視，蔡元培與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商議決定聘請梁漱溟來校任教，梁漱溟對此卻感到十分恐慌。他對蔡元培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元培當即反問道：「那麼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說不知道，蔡元培接著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
年紀輕輕的梁漱溟於是便登上了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講台。報刊上很是熱鬧了一番。一是因為梁漱溟年輕，只有24歲；二是因為既沒上過大學，更沒留過洋，學問全靠自己鑽研；三是因為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體現兼容並包之量。梁漱溟沒有辜負蔡校長的信任，在中國最高學府的講壇上一站就是7年。
梁漱溟講課從來都不拘一格，有時他帶學生進一所破舊房屋裡，以房屋改造引導學生就東西方人處世哲學的差異發表議論；有時又將學生引到街市上一個賣零散啤酒的去處，讓學生看著那以各種姿態自得其樂地喝酒的人們，讓他們進行一場東西方人不同價值觀的分析辯論。
1919年，梁漱溟的著作《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在一個北大哲學系，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概論》，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馬敘倫講授《老莊哲學》，三駕馬車，各行其道，成為未名湖畔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大景觀。
梁漱溟1921年又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書中公開宣言：「世界人類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該書八年中重印了八版，堪稱首次倡導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術經典。國學大師梁啟超讀罷此書，親自登門拜訪，與他切磋學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時，說自己早就知道梁漱溟的大名，並說「很願意聽梁漱溟談談儒家道理」。泰戈爾稱讚他是中國的「新儒家」。後來，「新儒家」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學派，以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著名學者為中堅力量，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24年初，梁漱溟毅然辭去了北大的教職，以非凡的執著精神搞起了鄉村建設實驗，又一次成為國內關注的知名人士。他從廣東到河南，從河南到山東，辦村治學院，辦鄉村建設研究院，辦《鄉村建設》雜誌，孜孜以求，從無倦怠。1936年，他出版了40萬字的專著《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闡述了他的從村治入手，探索一條民族自救改造中國的途徑。在當時有學問的人大多往城裡跑的情況下，他帶著一群忠實的追隨者，懷揣「振興農業法丹麥，建設鄉村救中華」的壯志，光頭跣足，穿行壟畝，「與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工夫」，歷時七年之久，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他所提供的一套根據中國國情推動社會現代化建設的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價值。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的身份訪問延安。當年在北大任教時他常到豆腐池衚衕楊懷中家造訪，每次給他開門的那個高個子青年，當時任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兩位同年而生的對中國農村問題都有獨到研究的人物圍爐而坐，促膝懇談。毛澤東高屋建瓴，肯定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的一些觀點是對的，同時又指出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兩人時有論辯，毫無拘束，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
梁漱溟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在他的知識啟蒙階段沒有上過私塾，也不曾讀過四書五經，他直接進入京城學堂，接受西洋思想教育。其父梁濟是一個頗有墨俠精神的儒生，他在國難的刺激下，形成了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給青年梁漱溟思想的發育以極其深刻的影響，使梁漱溟在評判事物時，主要視其「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用這種充滿理性的態度來觀察國事，就很容易得出西化的結論。梁漱溟生活在清末如火如荼的救國熱潮之中，以「救國救世，建功立業」為己任，熱衷於探求政治改造良途。他十分敬佩西洋政治制度，「以為只要憲政一上軌道，自不難步歐美日本之後塵，為一近代國家」。他先主張君主立憲，對立憲失望之後又加入了同盟會，轉向主張暗殺和革命。民國建立後，他與朋友創辦《民國報》，繼續宣傳政治變革。這位狂熱的現代化鼓吹者，這種熱忱顯然是受到了其強烈的救亡心理的驅使。但這時他的民族意識尚停留在情感層面。
梁漱溟無疑是一個制度化理論者或政治導向型人物。在他思想深處仍然具有另一面性格，為今後的變化預設了可能性空間。梁漱溟像父親梁濟一樣，同時具有淑世的和道德的雙重熱忱，這也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人格理想。梁漱溟後來說：早年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為人生問題，二為社會問題。到民國建立後，目睹政治中的種種腐敗黑暗以及議員們道德墮落，促成了他思想中的第一次大轉折。這一轉折的意義不在於從入世轉向出世，因為未過幾年他又由佛歸儒，回到人世；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梁漱溟立身處世、觀察問題的立場變了。當他由佛歸儒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淑世主義，他也不再單純地從制度變革、政治改造的角度，而是開始從文化、人性、道德、習慣禮俗的視野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此時他沉湎於對東方哲學的狂熱之中，而北大又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他感到有一種氣氛上的壓迫，於是他懷著保衛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偏要逆水行舟，為釋迦和孔子爭得一席之地。他認為自己不是「學問之人」，而是「問題中人」，研討東方哲學並非對純學術有什麼興趣，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出路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整理演講稿的基礎上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系統地比較了中國、印度和西方三種文化系統，這一著作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在當時新舊文化陣營兩方人士來看，梁漱溟應該是一個蝙蝠式的怪人。激進派認為他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為中國文化大作辯護，並且大膽預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屬於中國文化。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