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1886—1964），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1964年病逝於台北。
在「五四」運動後期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主力的「六三」運動中，蔣夢麟與志同道合的胡適、湯爾和（當時的醫專校長）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學生的挽留蔡校長（民國政府要撤免他）運動，鼓動蔡元培回北京復任北大校長。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民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簽署大總統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則表示，只要民國政府答應不處罰學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國政府隨即食言，並沒有改變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於是，蔡元培複電民國政府拒絕返校復職。學生運動由此愈發猛烈。在強大的「挽蔡」壓力下，民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民國政府國務院、教育部先後致電蔡元培，請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務。可蔡元培在離開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過不再回北大，必須給他留下一個迴旋的時機。經過各方斡旋，由湯爾和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任職時的得意弟子蔣夢麟暫時去代理北大。在這樣的情勢下，蔣夢麟開始了他與北大前後近20年的關係。當時蔣夢麟年僅33歲。
當各方議定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蔣夢麟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後接受了，於是，他提出兩點意見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二是僅為蔡先生的督印者。當時儘管蔣夢麟只有33歲，卻頗具謙謙君子之風。蔡元培對蔣夢麟提出的這兩點都同意了，還交代蔣夢麟說：「前段日子，各界代表來杭州（蔡元培離開北大後南下於上海、杭州之間）每天都有幾起，迄未答謝，你到北京後，可代我向社會各界致謝，說明我已有回北大的決心，對大學責任，我願意繼續擔負完全責任。」之後蔣夢麟起程前往北京，臨行前向蔡元培告辭，蔡元培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從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蔣夢麟頷首稱是。
蔣夢麟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點。
就這樣民國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請求，同意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的職務。蔣夢麟初來乍到，憑什麼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腳？何況當初在他答應眾人之勸代理北大之時，也並非所有教員都持歡迎態度的。在當時，門戶之見、地域之見還是存在的。蔣夢麟對此倒是有心理準備的，頭腦從未發過熱、膨脹過。在全體學生歡迎大會結束後召開的教職員會上，蔣夢麟謙虛地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代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他這麼一說，反對者也不便於再指責什麼了。於是，在校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的決議。看起來蔣夢麟不驚不險地在北大被認可了，可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面。一方面被警廳拘押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沒放出來，一方面國會中還有人在覬覦北大校長一職。面對校內外的紛擾，尤其是民國政府官僚政客與舊勢力的干擾，蔣夢麟本著《詩經·邶風·雄雉》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貪吝，走到哪兒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適、湯爾和、馬敘倫等一班朋友的幫助下，四處奔波，向前奮鬥，終於使所有在押學生得以無條件釋放，暑期結束後，新學期順利招得新生400名。蔣夢麟總算在北大初步站穩了腳跟。
暴風雨過去了，霽日重現，新的學期開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於是年9月20日到校，蔣夢麟向恩師蔡元培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長十年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論是他赴歐美考察，還是因政府腐敗憤而辭職，總是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務。除了三次代行校長職務外，蔣夢麟長期以總務長的身份，將主要精力用在協助蔡元培進行北大的體制改革上，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導下，蔣夢麟與胡適、陳獨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北大是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這固然與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沒有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要遜色不少。但對蔡元培與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評說，真是不敢恭維。而認為自己的辦事能力超過胡適，蔣夢麟的辦事能力超過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對胡適說：「論辦事能力，你不如我，論學問，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條狗；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但辦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蔣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條狗。」以後，蔣夢麟也說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條「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條狗。」只不過蔣夢麟是條「功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蔣夢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辦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認可此說，在北大，學校的發展、部門的設置是請蔣夢麟君通盤計畫的。
由於有傅斯年與蔣夢麟的這麼一說一和，於是，蔣夢麟就落了個「功狗」校長之戲稱。
說起「功狗」，這是有典故的。話說劉邦做了皇帝後，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沒有什麼文化，卻在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提著腦袋南征北戰，為劉邦打下若大江山的夥伴雖說個個封侯拜將，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卻是一個文人——在後方協助劉邦的蕭何！這一下炸鍋了，群情激奮。蕭何憑什麼名列功臣第一？劉邦對他手下這批開國武將說了一段頗有見地的話，他說：「獵狗只有追擒野獸的功能，而獵人卻能指揮獵狗。你們只不過是擒殺野獸有功的獵狗（功狗），只有蕭何才稱得上是獵人（功人）。」這就是蔣夢麟講的「功狗」一詞的由來。
1930年12月，代校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蔣夢麟到校視察後，隨即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北大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的職志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各設院長一名。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評議會為校務會議，人員組成與職權同原評議會，必要時可延聘專家列席，所以，校務會實際上是教授會。原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舊保留，職權不變。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推行的仍是他當年協助蔡元培時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過突出了他那美國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針和辦事原則而已。
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除了管理就看師資隊伍的質量了。蔣夢麟一面將流失的教授請回來，一面延攬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充實師資。他對文學院院長鬍適以及理學院院長周炳琳、法學院院長劉樹杞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蔣夢麟用人繼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傳統，挑選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如錢穆沒有高學歷，國學水平卻很高，蔣夢麟毫不猶豫地將其請到北大當教授。猶如當年蔡元培延請梁漱溟。在蔣夢麟的誠摯待人下，20世紀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學有專長、業有專攻的專家、教授，北大成為人才薈萃之地，這就保證了北大的整體教學水平。
為了促使教學科研的健全發展，對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蔣夢麟堅持不變。在「大度包容」的方針下，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下來。他對全校同仁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裡好撐船』，本校『肚』里要駛飛艇才好。」
蔣夢麟以自己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段艱苦歲月里，克服重重困難，小心翼翼地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把希望之舟平穩渡過驚濤駭浪，二十年如一日，終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提升，達到了北大歷史上的最高峰，為當時北平國立八校之首。到抗戰前北大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對此，蔣夢麟十分謙遜地說：「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幾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又說：「我自到北大後，始終得到適之、孟真的全力幫助，方才有北大的發展。」
在蔣夢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學生一般不應該介入現實政治，現實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學生的根本目標是將自己培養、造就成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國家驅使。只有當現實政治實在慘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負責任的時候，青年學生利用自己的熱情，出而喚醒民眾，昭示天下，達成此目標即應返回教室，無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