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出任清華校長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華校長屢屢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校長往往挾政治勢力而來，與清華歷來盛行的學術獨立於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義傳統相悖，如羅家倫、吳南軒等校長是帶著國民黨的「政治任務」來改造清華的，喬萬選任校長則是閻錫山的勢力介入清華的結果。這些校長接連被師生們驅趕，甚至被拒絕進門。對待清華教授治校的「土製度」，他們都有點不太情願。1930年羅家倫辭職後，清華經歷過11個月沒有校長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校務會議代理處理校務。鑒於文學院院長與理學院院長相繼因事離校，教務長與秘書長又因校長被驅逐而先後辭職，原校務會議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教授會趁機向教育部爭取到選擇院長、代理教務長與代理秘書長的臨時權力。這樣，教授會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實際權力驟然擴大，一躍而為全校的最高權力機關。校務會議與評議會的全體成員，均由教授會選舉產生，並對其負責，校務會議與評議會就成了教授會的常設機構。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
清華校長「虛懸」，各方一時提出了許多人選。最讓清華人期盼的，大約還得是與本校有長期關係，深入了解本校校風，並能將其發揚光大的人物。就這樣，經過反反覆復，一再物色，經教育部部長李書華引薦，梅貽琦終於浮出水面。
梅貽琦恂恂儒雅，為人謙沖祥和，處事有條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他與清華的廣大教師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並在教務長任上表現出了較強的學術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華師生的認同。梅貽琦尊重清華「教授治校」的民主傳統。他常稱自己「無為而治」、「吾從眾」，這並不是他沒有主見，而是充分尊重教授們的治校意見，他往往在大家熱烈的討論中折中定奪，讓大家都能滿意。這也就是梅貽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訣。因此他才能連任校長如此之久，使清華的事業日漸發達。
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盪，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據馮友蘭回憶，當時有一個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學的主要工作是傳授和研究學術，有大師才能成為大學，沒有大師就不成為大學。梅貽琦曾說：「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為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梅貽琦服務母校25周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梅貽琦在答辭中有一段很中肯又很有趣的話，形象地說明了他作為校長的地位：「清華這幾十年的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緣故。是因為清華有這許多老同事，同心協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現在給諸位說一個比喻，諸位大概也喜歡看京戲，京戲裡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百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者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是並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著『與有榮焉』而已……」作為校長，他認為自己不是什麼掌握了多大權力的「官」，而是在學術的傳授和研究上負有創造條件、改善條件職責的一人。前後幾十年，他的態度是一貫的，那就是教育機構要多做些推動教育、推動學術發展的事情，千萬不能演變成一個官僚衙門。
1931年12月，梅貽琦正式到校視事。在全校集會上發表就職演說，提出他辦學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學辦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沒有好教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更成為廣為流傳的名句。他認為好教授不是肯花錢就能請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學問優長的學者。他說：「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指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靈感）。但是這樣的好教授，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還說：「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面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請好教授之機會，故能多聘好教授來校。這是我們非常可幸的事。從前我曾改易《四書》中兩語：『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吾還是這樣想，因為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相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
梅貽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備的；梅貽琦理解的「教育」，並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包含知識、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發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貽琦上任後，將延攬一流師資看作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隊伍並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禮聘。據黃延復教授統計，從1932年至1937年，先後聘來校的國內外名師（包括一些當時即已嶄露頭角的新秀）達百數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學者，加上羅家倫校長集中聘請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華園內名師薈萃，極一時之盛。
清華的文、理兩學院歷史悠久，基礎很好，而工學院則是後起之秀，這與梅貽琦的大力建設緊密相關。梅貽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礎上添設機械、電機兩系，組成清華工學院，自兼院長。後由顧毓琇任院長。從1934年起，清華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建立亞洲最大的航空實驗風洞等，這是清華航空系的前身，又是舊中國航空的開端。這一時期，為清華以後的工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1936年時，清華工學院的學生已佔全校總人數的1/3。
那時候的風氣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發展理工，抑制文法，學生們為了出路好，也樂於往工學院擠。梅貽琦雖然花了很大力氣建設清華的工學院，但他並不輕視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說：「理工為實用學科，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就本校說，最初辦理較有成績的理科之外，文法數科亦並不弱。現在本校工院初創，理工方面固應亟謀發展，但於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適當的進展。這一點外人不免忽視。」同年秋，清華開始實行文法學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學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這種制度旨在加強學生的基礎，拓寬學生的視野，避免過早進入專門研究的弊端。學生在這種制度下可以較多地照顧到個人興趣，轉系也不難。這是對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一個重大發展。事實證明是合情合理的，清華以後名家輩出，與這種「底子厚，後勁大」的制度息息相關。這一時期，清華還開創了與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與德國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制度，先後約請哈達瑪、維納、華敦德等國外第一流學者來校作長期或短期講學。
總之，從1931年到任至抗日戰爭爆發起，在不到6年的時間裡，而且是在華北局勢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梅貽琦在校政、教學、學術研究、學風、人才等諸多方面擘畫精詳，成績卓著，開創了清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各大學不能開學。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均在南京，決定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和教育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校務，使三校師生先行上課。1938年2月學校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校務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設有理、文、法、工、師範五個學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舊制，稍加合併，如地質、地理、氣象合為一系，歷史、社會合為一系。聯大成立後，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學生均為聯大學生，聯大學生均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聯大加聘、排課、發薪。聯大這種體制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後共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