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鶴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國收到北京教育總長來電，說「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他立即在10月2日離開歐洲歸國。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職，開始了一生最具建樹的高教改革。他根據多年在國內辦教育的經驗與兩次遊學德、法取得的認識，將二者有機地給合起來，從北大的實踐出發，從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顧頡剛回憶說：「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並「著手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前，他的許多知心朋友就勸他別去擔任此職務，當時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會毀掉他的名聲，但孫中山卻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最終蔡元培還是進了北大。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強調在學校內重學術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師生演說，即指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他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他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在學校內，他則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學術研究、思想辯論的風氣。此外，在學校領導體制、學制及課程上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些使北大向現代化邁出了最堅實有力的一大步。
為貫徹教育救國方針，蔡元培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由於舊北大文科頑固守舊者較多，故整頓工作，先從文科入手。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迅即訪晤陳獨秀，請其出任文科學長。隨即聘任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為教授。他們和原在北大的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於文科的革新，「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除上述數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顧孟余、陳大齊、楊蔭慶、錢秣陵、楊昌濟等教授，也熱心於哲學、英文、德文諸門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飽學之士。法科方面，雖尚無人講授比較法之類的課程，但已有馬寅初、高一涵等專任的教授。他們絕大多數，都年在30歲左右。其中，胡適、劉半農年僅27歲，最小的年僅24歲。
蔡元培憑藉這批英年才俊為骨幹，依靠他們帶動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養成所」朝向昌明學術的最高學府推進。蔡先生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在兼容並包原則下，對於確有真才實學而學術觀點、政治傾向不同的守舊學者，仍延為教授，展其所長，對他們一視同仁，絕不歧視。例如辜鴻銘，留學歐洲多年，辛亥革命後，仍留蓄長辮，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臘語文，於英國文學深有研究，仍請他講授《英詩》。又如劉師培，曾參與反清革命，後變節為清探，又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劉於國學造詣極深，故仍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
蔡先生還不拘一格選拔與培養人才，24歲的梁漱溟，中學畢業後自修哲學，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決疑論》一文，認為是一家之言，即聘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和梁同齡的毛澤東，剛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到北京襄辦留法勤工儉學，急需就業，蔡先生就通知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讓他當上圖書館助理員，得以博覽北大藏書，「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對於學術水平低下、教學態度惡劣的原有中、外教員，一律按約解聘。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向法庭控告，但有合同為憑，他的無理要求全遭駁斥。英國教員克德萊等被黜退後，鼓動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親自到校，要求續聘，也遭拒絕。
北大原是文、理、法、商、工五科並立，沒有重點，蔡元培大膽改革北大學制。他根據教育部關於大學專設文、理兩科，法、醫、農、工、商等科分別成為獨立的大學之新規定，對北大各科做了整頓，例如擴充文、理兩科專業，工科併入北洋大學、商科併入法科等。
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他的「囊括大典」就是大學是包括各種學問的機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他的這種做法使新思想、新文化衝進北大，在與原來的舊思想、舊文化的較量中壯大，並得以傳播。當時的北大成為一批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活動的舞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上各派並存，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術思想空前的繁榮，白話文與文言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等爭論不停，在守舊派與革新派的論戰中，蔡元培支持革新派，表現了他鮮明的立場。
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了中國，社會主義也成了當時世界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被聘為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在中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又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隨後馬克思主義在全國廣泛傳播。北大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誠如後來曾擔任北大校長的周培源所說：「這些均與蔡先生作校長分不開，要是沒有蔡先生這樣民主，對待革命事業、對待新思想這樣竭盡全力支持的校長，那麼北大也就不會有這麼大的貢獻。」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說：「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是人們所公認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個最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像蔡先生那樣的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間，胡適稱之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正如吳玉章所說：「蔡先生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羅致進步人士為北大教授，如我黨出色人物李大釗同志及主張白話文、大倡文學革命的胡適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革命作用。一時新思潮勃興，學術思想為之大變，尤其是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的思潮，洶湧於一般人士，特別是青年腦筋中，使中國苦悶而沒有出路的革命知識分子得到了新生命，獲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衝破舊桎梏而創造新文學、新文化的勇氣，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這就為中國歷史開一新紀元。雖然這是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而蔡先生領導之功，自不可沒。」
「五四」運動之前，儘管封建禮教已受到了很大衝擊，但「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七歲不同席」等舊傳統仍根深蒂固。雖然有專為女子設立的高等學校如北京協和女大、南京金陵女大、福州華南女大、北京女高師府等，但是大學男女同校，接受平等教育的事還未曾有過。
蔡元培對這一現實極為不滿。1919年3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會作了《貧民院與貧兒教育關係》的講演，認為：男女社交公開，尊重女權已是世界潮流，「我們國里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么？」此次講演中他產生了試驗大學男女同校的想法。
蔡元培在北大期間，學生運動開始萌芽。蔡元培本人並不支持學生運動，從一開始，他就對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對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傷害學術研究和大學獨立有清醒的認識。
當時的一名北大學生曹建對「五四」時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里，束手無策。突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面傳來，眾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些學生害怕受到蔡元培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些甚至放聲大哭。蔡元培從容走上講台，怡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沒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蔡元培接著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就是「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蔡元培反覆向學生強調：「五四」運動，同學喚醒民眾救國覺悟，熱情可嘉；然而青年救國不可僅憑一時熱情，主要應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