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取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倖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闢蹊徑宣傳維新思想。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贊助。
康梁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國強佔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康有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往的上書不同，他的請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覆。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布上諭，宣布變法。6月16日，康有為被召入宮，「百日維新」拉開帷幕。7月3日，梁啟超也受到光緒召見。
可惜，滿口的廣東方言害苦了梁啟超，「孝」被讀成「好」，「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任印書局編譯。
比起康有為與皇上幾個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並不成功。從此，梁啟超痛下決心學習官話，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長大，官話十分流利。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請夫人教他官話，婦唱夫隨。
很快，他的官話口語水平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得心應手，不再吃虧了。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開始後，康梁等人根據皇帝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等。
但是，變法的制定者們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們徒有激情而未顧及現實。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等，每一項改革都衝擊著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維新黨行動過於操切，言辭過於激烈，康有為面對一眾大臣，竟然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的狂言，實在是書生意氣。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圍園殺後」。本以為看準了袁世凱，可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並未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袁世凱察覺到風向不對，擔心引火燒身，便跑到天津，將康梁等人的計畫向直隸總督榮祿和盤托出。事態擴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見不同，而上升到了「謀反」的程度。震怒之餘，慈禧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剛剛結束訪華的行程，滯留北京。他對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說：「救救梁啟超吧！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在他和林權助的幫助下，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領事鄭永昌的幫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館，再化裝成獵戶的模樣，準備離津。25日，倆人在天津車站的月台上行走時，被梁啟超的熟人發現並報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來。倆人跳進帆船，躲至深夜才敢開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駛去。
捕手發現動靜，又乘蒸汽船追來。眼看蒸汽船越來越近，梁啟超絕望了，準備束手就擒。正在此時，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艦大島丸向帆船駛來。原來，林權助事先打過招呼，讓大島丸在此接應。梁啟超終於擺脫了清廷的追捕，登上開往日本的大島丸。望著蒼茫的太平洋，梁啟超心事沉重，思緒萬端，寫下「忍慈割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的詩句。
梁啟超抵日後不久，康有為也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從香港輾轉來到日本。師徒相見，猶如重生，熱淚盈眶。康有為告訴梁啟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寶瑛和李蕙仙已攜家人逃到了澳門。梁啟超立刻給妻子寫信，並將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寫道：「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照如見人。」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贊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萬巨款，卻並未很好地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此舉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