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劉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縣。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是名副其實的飽學之士。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虎而冠者」蔣介石抵安慶，見到此情此景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映，決心嚴懲。29日下午，蔣介石傳喚劉文典。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是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展開了唇槍舌劍。因為心裡懷有怨氣，見到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蔣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由於見面時，劉文典稱蔣介石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蔣介石還揚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鬍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别致電蔣介石，曆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為精彩：「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教學期間，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善於旁徵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雲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兒，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劉文典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課。結束了一講的內容之後，學生們都以為他要開講新課。可這時他卻忽然宣布提前下課，新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吳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其實，吳宓跟劉文典的關係頗為微妙。
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由於聽眾太多，講座由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劉則秉燭講授。劉文典身著長衫登台，一女生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劉文典不僅課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頗宏富，除校勘古籍外，還有大量譯著。他剛到北大當教授時，年僅27歲。當時的文科辦公室被稱為「卯字型大小」。裡面有兩隻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陳獨秀、朱希祖，三隻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適、劉半農和劉文典。北大人才濟濟，劉文典深感自己學識淺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沒有著述支撐不行。他以古籍校勘為目標，把重點放在了秦漢諸子上。曆數年青燈黃卷，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淮南鴻烈集解》。胡適在所作序中推崇說：「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那時胡適已倡導白話文，為了表示對這部書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劉文典的學術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庄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彆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