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1960年，耶魯大學把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了當代大儒錢穆，他們這樣評價說：「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個大儒的人，卻沒有任何文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閑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錢穆小時候身體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親都英年早逝，他一直為自己健康擔憂，一次從一本日本書上看到講究衛生對健康長壽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從此每天起居有恆，堅持靜坐散步，記日記，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長壽的秘訣都歸功於有規律的生活。
從1912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學校任教，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錢穆終於找到自己的治學門徑，專治儒學和史學，自稱「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學概述·序》）錢穆之所以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研究對象，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當時國人包括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信心，對儒家文化更是主張全盤否定。錢穆對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中國文化精神·序》）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通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論語》、《孟子》不僅是儒學正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此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余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遍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闢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例。」（羅義俊）
錢穆後來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經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裡哪裡錯了。當時胡適聲譽日隆，敢於這樣批評他的在北大也僅錢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務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與自己合作主編。能與胡適一起編書，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錢穆卻婉言謝絕了，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觀點大相徑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
1930年，《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開拓了一條以史治經的新路子，胡適盛讚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大公報也稱之為「學術界上大快事」。1935年，經過多年努力，洋洋三十萬言的《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學術界更是轟動一時，被公認為中國史學界釋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劃時代的巨著」。連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國學大家陳寅恪都認為此書「心得極多，至可佩服」。據說當時圈內有一種說法，稱光是這部書的自序就足「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讚歎於他的精密」。
錢穆治學講究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由博而精。「先從大處著手，心胸識趣較可盤旋，庶使活潑不落狹小。」他從自己十年苦讀中領悟到，求速成找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治學者應該「厚積薄發」。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他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錢穆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認為「讀書當仔細細辨精粗」，「讀書當求識書背後之作者」。而且要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禮敬之心，這樣才能有所得。
「一生為故國招魂」，這是錢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時在他去世時所作的輓聯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用來評價錢一生治學的目的最為允當。
錢穆早年從事鄉村教育時，就立志要研究中國文化，以喚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可以說，他走的是一條積極濟世的治學道路。他自稱十年苦讀，「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在《歷史與文化論叢》中，他談到當年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們國家民族自覺自強發出些正義的呼聲」。他的一生都貫穿了這條紅線。
「九·一八」事變後，國人抗日激情高漲，南京政府要求全國高校把中國通史作為必修課。北大教授們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決定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喚醒國人民族意識。考慮到通史量大面廣，擬請十五個教授共同講授。錢穆認為，每人講一段，中間不易貫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樣，容易產生矛盾，不如一人從頭講到尾。大家覺得有道理，主張由他與陳寅恪合講，這樣相對輕鬆一些，他毛遂自薦，認為他一個人完全可以勝任，最後就由他一個人主講中國通史。這門課1933年開講，在北大講了四年，後因日本侵佔華北，北大南遷，又在西南聯大講了四年，才陸續講完，前後一共講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響的一門課。
講授中國通史時，正值日寇大肆侵華，錢穆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串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繫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為全民抗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里的宜良縣岩泉寺里，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實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濃厚之愛情，必先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經之歷史有深厚之認識。」「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這正是他撰寫此書的真實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