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處只有博大和樸實，以及樸實之下的深邃。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秀品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陳寅恪自謂不談政治，卻時刻不忘國家大事；研究歷史表面看滿篇考證，骨子裡說的都是興衰成敗；面對強權，他一身傲骨，卓然獨立。
早在柏林苦讀期間，陳寅恪就被時人稱為真正的「讀書種子」。
陳寅恪苦讀，巧讀；用心讀，動筆讀。他讀書，有圈點，有校勘，有批語，眉批或行間批。梁慧皎《高僧傳》（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書，其批校字跡之細小几如毫髮之難於辨識。蔣天樞在《陳寅恪讀書札記弁言》一文中說：「先生生平讀書，用思之細，達於無間，常由小以見其大，復由大以歸於細；讀者倘能由小以見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讀書，用思綿密，用語雅雋，立言不多而能發人深省。所記，大抵申抒己見，或取新材料補證舊史；或考校異同，與前賢札記之以鋪敘例證得出結論者，頗異其趣。將來先生書出，對於未來學術界將有深遠影響，可預卜也。」
而陳寅恪所著之書，亦大多取材於平素用力甚勤的筆記，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為後來著書的藍本。
家庭的影響，時局的動蕩，陳寅恪和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一樣，希望找到一條濟時救世、富國強民的道路。1910年，遠在柏林求學的陳寅恪聽到日本并吞朝鮮的消息，慨然作詩：「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從報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要談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理所當然的。讀德文版的《資本論》，陳寅恪可能是中國第一人。
在哈佛的歲月里，陳寅恪開始走向性格的成熟與冷靜，他也由此走向歷史的深邃與文化的博大。在與好友吳宓談話中，陳寅恪談到，推重實用，或可使中國實業發達，成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
初到美國留學，陳寅恪購書的豪舉，讓眾學子難忘。他主張書要大購、多購、全購。一日，陳寅恪說：「我今學習世界史。」遂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帶動下，吳宓也買了一套19巨冊的各家注釋彙編本《莎士比亞全集》。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後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就總是叫廚子做腰花，陳寅恪卻一點都不吃。楊步偉覺得很奇怪，就問：「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陳寅恪告訴楊步偉，那是因為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在柏林讀書時，陳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進餐。
陳寅恪留洋十數年，進入眾多高等學府，然而卻未懷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他完全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和研究。不僅讀書本，而且留心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對大多數人所重視的學位之類，他卻淡然視之，不感興趣。
蕭公權曾說：「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位、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半是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某大學授予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1925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已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啟超便推薦陳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當時的校長曹雲祥尚未聽說過陳寅恪，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大為生氣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啟超介紹了柏林、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才決定聘他來校任導師。
一代學界泰斗，學問之大，卻沒什麼傲人的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一大奇特之處。但他的廣博學識，卻是舉世聞名，足以傲人的。
陳寅恪備課極其認真。在備課之前，即與助手說明本學期要講之問題、內容，然後指定助手讀哪些書給他聽。他要讀的第一本書總是《資治通鑒》，接著是《通典》、《會要》、《六典》、兩《唐書》等。備課時他先讓助手讀《通鑒》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囑咐讀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來，沉思冥想，提出一些問題或要注意之處，讓助手寫在本子上，常常是聽完《通鑒》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兩《唐書》、《會要》、《通典》里記載與此有關的資料，再讀給他聽，然後指出這幾種史籍的記載有哪些不同，哪個記載可靠，哪個不對。助手把這些一一筆錄。
助手王永興回憶，「這樣讀了幾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寫的重複給他說一遍，他總結綜合，口授出來由我寫下，就形成了講課稿或者講課的詳細提綱。不只是講課的主要內容，而且講課所涉及的史料、與講課有關的每一條材料，他都作了嚴謹的校勘與考證。」「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徵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他恪守乾嘉學者和德國米勒諸學者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他指出做學問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往往站不在。與陳寅恪學風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去浮華、疾虛妄、取信徵實、厚積薄發，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是陳寅恪一貫的優良學風。
陳寅恪長女流求曾回憶，陳寅恪在清華後期，生活緊湊而有規律。「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陳寅恪還不時在家裡書房朗誦梵文經典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