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時人譽為「中國近300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80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17歲時曾赴杭州應鄉試，而名落孫山。其原因很明顯，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上，而是放在史書和其他的雜書；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貨供遊學，居恆怏怏」——「新學」的影響和憧憬「遊學」，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覺地放棄了對「時文」和「帖括」的研習；五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國人大驚，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參加北京鄉試的各省舉子1300多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請求維新變法。從此開始，覺醒了的讀書人舉辦學堂，成立學會，創辦刊物，自覺置身於圖強的熱潮之中，王國維也不例外，他不願再呆坐在書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譽對此也很支持。其弟回憶說：「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其父的先進思想，又導致了王國維第二次即20歲時科舉考試的失敗。
當法國18世紀風行的自然主義由日本轉道進入中國之後，一時間，學海波濤沸騰，而附和此種學說的人，並非出於知識，他們對自然主義的根本思想和最終目的茫然無知，只想藉助其枝枝葉葉的話語，來裝扮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是藉助西洋學說的影響，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思想學說進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對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對其中的人生哲學、文化精神等等內容，卻很少用精力。
而王國維並非其中一員，先後撰寫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翻譯介紹了不少西方的哲學、美學、心理學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觀點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思考人生，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沉浸於此，如痴似醉。
當時留學歐美的中國人，學習的大都是「海軍製造」、「法律」等，卻沒有學習哲學的。中國思想界無「能動」之力，也未能「受動」。這一情形使王國維陷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強烈希望將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引入中國，卻不願意人們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作為解救中華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與他的人生，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因歷史而形成的悲觀主義怪圈。
王國維用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去研究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紅樓夢》，1904年夏天寫成《紅樓夢評論》。在文中，王國維認為：人生如鐘錶之擺，在「苦痛」與「倦厭」之間往複。「倦厭」即是一種「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樂」，而將苦痛轉化為快樂的努力亦屬一種苦痛。快樂之後，苦痛更深；文化愈進，知識越廣，其慾望便會彌多，而對苦痛的感覺則更為敏銳。人生的慾望無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質則是苦痛，所以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合而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體現。
借評《紅樓夢》，王國維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終目的是為「解脫」。「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人於無生之域。」也正因為受到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金釧兒墜井，司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蓮、芳官入道出家，都並非真正的「解脫」；只有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才得到正確的解脫。
王國維天性憂鬱悲觀，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中，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間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叔本華思想中的悲觀色彩和天才觀與王國維憂鬱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國維一向自視甚高，以天才自況。他認為一般人的快樂與痛苦，僅僅是生活中的快樂與痛苦；而天才由於能洞見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為深切的孤獨和痛苦。但哲學並不能慰藉他的內心，在《自序二》中，他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美學成為解脫人生痛苦之途徑，但他智與情兼勝的內在衝突，難以使他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因此他悲嘆人生如「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
王國維35歲後，專力於經史、古文字的考證，就是想遠離現實，以期心遠地自偏，有詞為證：「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五分況清歡。」「弄丹鉛」（即考證之事），能使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忘憂嗎？這隻能使王國維更加憂鬱，少有朋友。王國維是個執著於理想之人，他嚮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因此他抨擊康有為、魏源、嚴復以政治或功利為出發點的學術行為，更厭惡以學術求官之行徑，心中常有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遺世獨立之感，正如梁啟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
王國維讀書直透紙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昌盛，為中國學術的發展進步貢獻了力量。他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新史學的開山」，是一個「很有科學頭腦的人」。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說：「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當時的中國，通達、誠篤的舊學家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治西學的人，大都也只是想點綴一下門面。能貫串精、博，作為終身職業，更是屈指可數。
王國維認為：凡學，無論中西，都無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歐洲為例指出，農工商業的進步，原本根源於物理、化學的勃興。物理、化學的高深與淺顯，與蒸汽、電信有何關係？動植物學與樹藝、畜牧有何關係？天文學與航海、計時有何關係？心理、社會學與政治、教育又有何關係？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如此狀況，何況史學、文學！再從另一個方面言，對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利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
學無新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與無用之說，這便是王國維讀書、做學問的原則，他兼收並蓄，如饑似渴地讀書，成為一代學問大家。
1907年3月，王國維攜新婚繼室潘麗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學部任職，並在宣武門內的新帘子衚衕租下住宅，安頓了家小。這時，王國維讀書、研究的興趣已由哲學完全轉移到了文學。與以前一樣，為生計，王國維必須為他人做事，每天短則二三小時，長則三四小時，而用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多則三四小時，少則一二個小時。由於身體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長久，時間長了，精神就會渙散，注意力便無法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閱讀雜書，來鬆弛神經，換換腦筋。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王國維的讀書、研究極有規律，一般不會出現間斷。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說，「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纖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恆，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余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持之以恆」，不松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進」，正是王國維讀書、研究的又一經驗之談。
成就大事業、大學問，也要循序漸進，需要知識的逐步累積，只有累積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現飛躍，發生質變，而企圖走捷徑，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即使是「第一階級」，也無法進入。這是王國維做學問的「竅門」。他認為，具有文學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養」，此「修養」應該包括：一、勤奮；二、廣博地讀書；三、反覆實踐；四、修養心性。
「三種之階級」為「三種之境界」，這是他為「做學問」所分的三個層次：「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