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陝西省涇陽縣人。字雨僧、雨生，筆名餘生，著名西洋文學家，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26—1928），1941年當選教育部部聘教授。
吳宓教授備課，頗有特色。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在南嶽衡山山腰聖經書院舊址上課，一度宿舍緊張。吳宓教授與錢穆、聞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時當抗戰初起，辦學條件簡陋，而他從容自若，依然一絲不苟認真備課，讓人肅然起敬。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有文章回憶此事，寫道：「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併，有增加，寫定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生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時熄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生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講課的功夫來自備課的功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台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1923年，《清華周刊》有文章專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後大發感慨曰：「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課能夠做到「……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可以想見其備課時曾經下過多少功夫。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並非虛誇。他概不模稜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麼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於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鑒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什麼叫對學生負責，看看吳宓教授這個「苦力」吧！但他卻一以貫之，毫不以為苦。
吳宓教授這種認真負責的作風不僅表現在自己備課上。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後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後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並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於學生。且教師採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願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鑒，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盡在斯矣。明白這一點，對於他備課何以如此認真，再做別的什麼解釋，也許就全是多餘的話了。
吳宓是一個詩人氣質很濃的人，在清華上課時，主講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雨僧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雨僧先生講授英詩，提倡背誦。特別是有名的篇章或詩行，他都鼓勵學生盡量讀熟背誦。」（王岷源《憶念吳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課對20多歲的青年學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歡迎。30年代中葉，清華外文系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作家，如錢鍾書、曹禺、李健吾、張駿祥、季羨林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清華奉命南遷。11月7日，吳宓與毛子水等清華師生離開北京，經天津、青島、漢口、長沙，於1938年3月抵達昆明西南聯大。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吳宓主要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中西詩之比較等。吳宓同時還給研究生上課，主要課程有：雪萊研究、西方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
吳宓精通多種外國語，學貫中西，又沒有一般教授的學究味，所以在西南聯大時很受學生歡迎。一時興起，他還會在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課堂氣氛是相當活潑輕鬆的。他的上課風格也很特別，很有些歐美之風，「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談性質的，只指定些參考書，要我們自己閱讀，提出看法，並多寫讀書報告。課上先生有時講些文人軼事，風趣橫生，使我們忍俊不禁。」（茅於美《懷念吳宓導師》）
雖然吳宓作風很民主，詩人氣質很濃，但治學卻十分嚴謹。「吳宓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歐洲文學史』時，除繼續採用翟孟生這部教科書外，主要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把這門功課講得非常生動有趣，娓娓道來，十分吸引學生，每堂課都濟濟一堂，擠滿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學。這是當時文學院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每次上課書里都夾著許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紙條。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並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裡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熏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李賦寧《懷念恩師吳宓教授》）
吳宓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塗改一字，必塗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茅於美《懷念吳宓導師》）「西南聯大外文系裡有五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吳宓、葉公超、柳無忌、吳達元和燕卡蓀這五位先生。其中吳宓先生可說是最有意思、最可愛、最可敬、最生動、最富於感染力和潛移默化力量，也是內心最充滿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吳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裏面卻是個浪漫派；他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堂吉訶德型的：或者是兩種類型、兩種風格的有機結合。」（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鑒於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後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能與他所景仰的陳、湯二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