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1891.5.29—1934.7.14），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名復，原名壽彭，字半農，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後旅歐留學，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所作新詩多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語言通俗。他一生著作甚豐，創作了《揚鞭集》、《瓦釜集》、《半農雜文》，編有《初期白話詩稿》，學術著作有《中國文法通論》、《四聲實驗錄》等，另有譯著《法國短篇小說集》、《茶花女》等。其中《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
在常州府學堂畢業前一年，出於對學校保守的教育體制的不滿和失望，劉半農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決定，放棄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從學校退學。
劉半農的退學在家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僅劉父大為震驚，家鄉人也議論紛紛。劉半農決定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1912年，劉半農只身前往上海，經朋友介紹，在時事新報和中華書局謀到了一份編輯工作，並業餘在《小說月報》、《時事新報》、《中華小說界》和《禮拜六》周刊上發表譯作和小說。為了迎合讀者口味，他給自己起了幾個艷俗的名字，如半儂、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筆名就是半儂。由於中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奮和才情，劉半農很快成為上海灘文壇上一個十分活躍的小說新秀，擁有了一批讀者。5年時間發表了40多篇艷情小說，內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等有閑階級閱讀的消遣小說，如《失魂葯》、《最後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小說月報》、《小說大觀》、《禮拜六》等雜誌上，受到許多讀者的追捧。蘇雪林晚年回憶說：「半儂的小說我僅拜讀過三數篇，只覺得滑稽突梯，令人絕倒。」
經過幾年奮鬥，劉半農在上海灘聲名鵲起，被人稱為「江陰才子」、「文壇魁首」，他已經可以靠著每月幾十元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約他寫稿的雜誌越來越多，就連赫赫有名的報人和小說家嚴獨鶴都來向他組稿，劉半農終於用一支筆為自己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劉半農從上海返回江陰，一方面在家中賦閑，一方面思考著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由於沒有固定收入，只好靠變賣家中物品度日，經常窮得揭不開鍋，最困難的時候連貓食都無錢購買，妻子不得不經常到娘家去借貸。就在一家人貧困潦倒的時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寄來的聘書，正式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突然接到全國最高學府的聘書，不僅妻子難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只有弟弟劉天華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華，相信以哥哥的天資早晚會出人頭地，做出一番大事，現在機會終於來了。開始劉半農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麼也不相信這樣一步登天的好事會落到他的頭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一次難忘的會面，現在看來一切都是那次會面時的結果。事實正是如此，那次會面，陳獨秀慧眼識珠，不僅看出劉半農身上的銳氣，更看出他是一個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這樣的人，於是向不拘一格選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薦。就這樣，一個籍籍無名的連中學都未畢業的鄉村青年一個鯉魚躍龍門，跨入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隨著一紙聘書，劉半農這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這個全國最為顯赫的高等學府。同時執教的還有錢玄同、周作人、胡適等人。最初他教授詩歌、小說、文法概論和文典編纂法等。雖然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好在他國學功底並不遜於他人，而且又長於寫作，閱讀廣泛，上課又認真準備，不久就站穩了腳跟，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來了一個中學肄業的國文教授劉半農。一個偶然的機會，醉心於通俗小說創作的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上看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大受震動，決定與舊文學決裂，投向新文學。1918年起，劉半農開始向《新青年》雜誌投稿，表達自己文學改革的願望。署名時斟酌再三，覺得自己以前用那種香艷媚俗的筆名「半儂」十分可恥，毅然去掉了偏旁，改為「半農」，以示與過去決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應用文之教授》一文時，正式署名「半農」，從此「半農」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進入北大後，劉半農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僅在《新青年》雜誌上寫寫文章，他覺得還不過癮，他希望與復古派守舊派來一次徹底的對決，給他們以迎頭痛擊。在上海時他曾進過劇團做過編劇，所以他首先想到了雙簧戲。覺得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好友錢玄同。錢玄同和他一樣，也是個大炮筒子性格；曾經罵「桐城巨子」和「選學名家」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由於兩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裡一向過從甚密，無話不談。劉半農提議兩人合演一曲雙簧戲，一個扮演頑固的復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舊者，一個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記者身份對他進行逐一駁斥。用這種雙簧戲的形式把正反兩個陣營的觀點都亮出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一開始，錢玄同覺得主意雖不錯，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願參加。但劉半農堅持說，非常時期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達到目的。經他反覆動員，最後錢玄同才同意與他一起演一出雙簧戲。這出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魯迅對此也持肯定的態度。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丑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戲影響之大。
劉半農導演的這出雙簧戲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插曲。關於劉半農對新文化的貢獻，蘇雪林認為：「雖不足與陳、胡方駕，卻可與二周並驅。事實上，他對新文學所盡的氣力，比之魯迅兄弟只有多，不會少。」作為新青年的健將劉半農對新文學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這樣的評價，就未免過譽了。
劉半農到北大後，自知資歷淺，所以十分勤奮，講課很受學生歡迎，創作也十分活躍，但在北大這個學院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像他這樣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大學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視為「下里巴人」，對他能否勝任教學工作常常表示懷疑。一次在《新青年》編委組成人選上，胡適就直接提到了人選的學歷問題，這對劉半農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同時，劉半農在上海灘染上的才子氣，包括衣著打扮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詬病。魯迅後來在《憶劉半農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評他的為人，是：淺。」「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
都說憤怒出詩人，對於劉半農則是發奮讀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劉半農考上了官費赴英留學的資格。1920年2月7日攜夫人朱惠和女兒小蕙自上海啟程，乘坐日本貨輪「賀茂丸」赴英留學。
當時倫敦生活費昂貴，一家三口僅靠他一個人的官費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後，又生下一對龍風胎，劉半農因地取名，把「倫敦」一拆為二，男孩先生名育倫，女孩後生名育敦。家裡又多了兩張嘴，經濟壓力更大了，窮得連搖籃都買不起，只好把從國內帶去的柳條包拆成兩截，做成兩個簡易的搖籃。窮則思變，聽朋友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豐富，生活費用也比英國便宜，於是1921年6月全家遷居法國，轉入巴黎大學學習。
巴黎的生活費雖比倫敦便宜，但對一個僅靠官費養活五口之家的人來說也實屬不易。在給友人信中，劉半農這樣寫道：「我近來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鬧的是斷炊……留學費也欠了數個月不發……我身間有幾個錢時，便買只麵包吃吃，沒了便算。」窮且益堅，劉半農出國時本來準備研究文學和語言學的，到了國外才知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於是忙把文學捨去，專攻語言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決定專攻實驗語音學。出國前，劉半農有一個宏大理想，希望從理論上弄清從齊梁以來沈約等人提出的四聲原理。此前國人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決心揭開這個千古之謎。巴黎的名勝古迹，他無暇顧及，塞納河風光他無意欣賞，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巴黎圖書館裡。業餘時間，他還得給國內雜誌翻譯寫稿，掙錢養家。他的《揚鞭集》、《瓦釜集》中許多作品都寫於這一時期。
實驗語音學需要一些記音儀器，記音儀器不僅價貴且無處購買，於是他就自己動手，從廢舊市場買來各種材料自己組裝。憑著頑強的毅力，他硬是發明了研究語音學必需的儀器音高推算尺和音鼓。法國的博士學位一向要求極嚴，沒有過硬的高水平論文想都別想，所以他一點也不敢馬虎。所有的語音實驗都一絲不苟，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