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中，錢玄同可說是一員驍將，一位急先鋒。他雖然並不是發難者，但卻最早給發難者以強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當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錢玄同立即在該刊2卷6號發表《通信》作為聲援，內云：「頃見5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此後，錢玄同又發表了《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應加標點符號，數目字可改用阿拉伯號碼，凡紀年盡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書寫方式「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移」等主張。錢玄同的助陣，使陳獨秀、胡適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陳獨秀對錢玄同的「崇論宏議」表示「欽佩莫名」。他在複錢玄同信中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胡適說，錢玄同對他的賞識使他「受寵若驚」，「自信心更強了」；又說，「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錢玄同將「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確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擊中了當時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選》所選駢體文的舊派文人的要害。錢玄同認為：「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實事，刪割他人名號，去遷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至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為千古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的文妖。」可見，錢玄同是從更新文學觀念和促使文章發展與時代發展步調一致的角度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
在文學革命的大旗樹立之初，舊文人們採取了漠視不屑的態度，一時間沒人出來叫陣論戰。因此，新文化人必須採取對策，引蛇出洞。正如魯迅所言：「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沒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於是乎，經過商議，由錢玄同演「黃蓋」，劉半農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舊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計」。在《新青年》第4卷3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站在舊文人立場上，如同作策論一般，羅織了許多有關新文學的罪狀，以尖刻叫囂的筆調，大放厥詞地把新文人教訓了一通。而劉半農立即回長信一封，借清新簡練的筆鋒，將王文中的觀點駁得體無完膚，並且稱舊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漢，又要請聖旨，豎牌坊的爛污寡婦」，既無氣魄，也無意境，卻處處掩飾，不許新文人露鋒芒。他們的眼光又好似「鄉下老媽子，死抱了一件紅大布的嫁時棉襖，說它是世界間最美的衣服，卻沒有見過綾羅錦繡的面」，將舊文人之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真可謂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等文章，措辭激越，議論精警，可以說是招招戳到舊文人痛處，讓他們看了，不把他們鼻子氣歪才怪呢！
果然，沒過多久，舊文人陣中大將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報》上寫了一篇文言小說《荊生》，咬牙切齒地影射攻擊了《新青年》的幾位主要人物。其中當然便少不了「形友實敵」的錢玄同。在小說里，林琴南塑造了一個浙江文人金心異，金對錢，心對玄，而異對同，實際上就是暗指錢玄同。在林的筆下，金心異嗜財如命，常常「為傷天害理之言」，並且目光短淺，畏首畏尾，被所謂的「偉丈夫」荊生將軍所鎮壓。可以說，小說里充斥著人身攻擊與衛道謬論，透露出林仇視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這也恰好說明封建頑固勢力在理論和道義上已是無力還手，只能求助於謾罵和影射攻擊，做最後的絕望掙扎，不過是困獸般的哀鳴罷了。
也就是自此之後，新文化派人士無論在氣勢上，還是在學理上，都已經明顯處於壓倒性優勢，錢玄同和劉半農於此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作為文學革命的聲援者和吶喊者，錢玄同並不兼事創作，一生未做過一首新體詩。但是，錢玄同卻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早在清末留學時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辦《教育今語雜誌》，用白話文撰寫論文。坊間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文章多出自錢玄同手筆。歸國後他又在浙江辦過《通俗白話報》。第一篇近於白話的論學書，就是錢玄同與陳獨秀在《新青年》3卷6號發表的通信。《新青年》雜誌從4卷1號起刊登白話文章，使用標點符號，也是錢玄同宣傳、鼓動、爭取的結果。此後，錢玄同用白話撰寫了大批雜文，對守舊文人和封建遺老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他的文風慷慨豪放，有如長風穿谷、奔流擊石，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有較高建樹。
在廢棄文言文、採用白話文的運動中，錢玄同則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作為海內知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在改革漢字方面居功甚偉。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對文學芻議的反應》，激烈反對作文「用典」，倡導不用典的胡適主張「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但錢玄同走得更遠，他說：「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他還主張改革書寫格式，提倡用標點符號，還採用和西方書寫方式相同的左起橫寫的書寫習慣，這一主張率先在《新青年》雜誌得到應用。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在《錢玄同先生傳》一文中說：「《新青年》用新式標點符號，是從民國七年（1918年）4卷1號起的，這是中國直行漢字而用標點符號排印的第一本書，出版時，許多人一見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對這一成就，曾公允地評價說，這結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當時不少學者都激烈偏執，但像錢玄同這麼極端，還真不多見。他自號「疑古玄同」，對過去的大師，常持堅決否定態度。作為古文派大師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錢玄同受老師影響，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然而他後來也拜今文經學大師崔適為師，並自稱「乃始專宗今文」。實事求是地說，對於古文和今文，錢玄同都是背離師門的逆徒。20世紀20年代初，錢玄同和大學剛畢業的顧頡剛討論今古文，以《聊齋志異》上的故事舉例，說明他們這一代學人治學應該有的態度。書生桑生先後接納了兩名女子，這兩個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擊，一個說對方是鬼，一個說對方是狐，桑生起初以為她們只是妒忌，說著玩玩，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發現她們果然是鬼是狐，事實證明兩個女人說得都對。這個故事正好可以用來面對今古文之爭，今文學家說古文經過劉歆偽造，說得是對的；古文學家說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對的。因此，現代學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學家的觀點來批評今文學家，用今文學家的觀點批評古文學家，從相互指責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錢玄同的舊學十分了得，像他這樣的弟子，做老師的想恨都恨不起來。他提倡廢除古文，甚至要廢除漢字，不是因為自己不行，而是為了要讓後人學起來方便，是純粹為後人著想。錢玄同能寫一手漂亮的隸書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寫章太炎的《小學問答》刻印出版，這事遭到了魯迅的指責，認為像他這樣激烈的人，不該這樣復古。
錢玄同不僅呼籲提倡白話文，簡化漢字，他還提倡世界語，因他的提議，北京大學一度還真的設立了研究世界語的研究機構。世界語的未來雖然至今還不好說，但世界越來越呈現出需要通用語言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錢玄同絕對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學者。
錢玄同曾說：「我所愛的中國是歐化的中國！」這很容易使錢玄同被誤認為是一個崇洋媚外的傢伙，但這顯然不是事實，否則就不能理解錢玄同晚年的抗日行為。實際上，錢玄同不是當時普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對「歐化」有自己獨特的解釋：「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化，非歐洲人所私有，不過歐洲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拚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他認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顧右盼，就一定能趕上這位大哥，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和他們並轡前驅，笑語徐行」了。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錢玄同激烈的反傳統行為，其實是對當時祖國的落後和混亂怒其不爭，因愛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應。
錢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時，也在為該雜誌尋求合適、優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會忘記在東京的同窗好友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兩兄弟，認為他們是國內少有的文學人才。錢玄同經常到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