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2.17—1962.2.24），徽州績溪縣上庄村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8年3月，上海吳淞海邊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因母校的關係，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並很快平息了學生風潮。
在任大學校長期間，胡適非常重視學生智能的培養。他在中公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學生讀書；並積極提倡寫作及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胡適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幫助他們形成自己的思想，並有益於日後從事的學問。他曾說：「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序漸進……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著『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在胡適的提倡與鼓勵之下，學校創辦了《吳淞月刊》，學生中也辦起了《野馬》等許多刊物，出現了一種自由、主動、活潑的讀書風氣。
胡適也相當重視體育，曾親自為全校運動會寫了一首短歌：
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他不僅看重學生體格的鍛煉，而且重視運動場上對學生品格的培養，希望青年們養成一種堂堂正正的運動員風度。
對於校中成績突出的青年學生，胡適非常熱心培養扶持，甚至有些偏愛，卻也相當嚴格。在他看來，後進之輩皆可提攜。當時文理學院的學生羅爾綱，平時一點也不活躍，在校中無聲無息。但他成績優秀，得過學校首屆獎學金，文化史的論文也作得不錯，很得胡校長的賞識。1930年夏，羅爾綱要畢業了。畢業前夕，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請求他介紹工作。胡適便約請羅爾綱做家庭教師，並收他做「徒弟」。羅氏在胡家先後五年，除指導祖望、思杜兄弟倆讀書外，又幫助抄錄整理胡鐵花先生的遺集，並在胡適的指導下研究史學。後來，羅爾綱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自傳，記述這五年跟胡適做「徒弟」的生活，頗為親切生動。其中寫道：「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妻兒來北平後，為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胡適對羅爾綱的幾次批評的確是很嚴厲的，但嚴厲之中卻也能給人以啟迪；而對羅氏的成績，胡適也多有稱許和鼓勵。羅爾綱後來研究史學頗有成就，成為太平天國史的著名學者。他自己認為，跟胡適的指導與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吳晗，當年名春晗，也在中國公學念書，也是胡適的一個得意門生。在胡適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吳晗得到胡適的指導和幫助，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也得到胡校長的賞識。後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公，吳晗也離校北上，考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胡適又介紹他在學校謀得當「工讀生」的機會，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親書一副對聯送給他：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胡適還寫信勉勵吳晗，要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並在《大公報》上撰文，希望大學生們以吳晗為榜樣，「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吳晗那時確實深受胡適的影響，不僅把胡適送的對聯掛在自己的房間里，也給胡適辦的《獨立評論》寫文章，並且按照胡適的指導和要求，成了專治明史的著名學者。但是，作為熱血青年的吳晗，看到黑暗腐敗的現實，他又怎麼坐得下圖書館而無動於衷呢？他給胡適寫信說：「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望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而此時的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晗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還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掌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闓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胡適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周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里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影響深遠，不言而喻。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是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台柱子，頗得讀者的喜愛。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誌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很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誌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相當大的收穫。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係，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沉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於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捨，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爾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干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干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修成正果，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胡適赴歐洲遊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