顒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個兒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初六日，顒琰誕生在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他長得高鼻樑，寬面頰，貌相俊秀。由於生活在富貴的帝王之家，他具有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自幼便受到了嚴格的貴族教育，舉止端莊凝重，為人內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顒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3年）立為皇儲的。乾隆按照雍正時定下的規矩，將顒琰的名字寫在詔書上，然後把詔書密封起來，放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的後面。乾隆皇帝是個權力欲很強的人，身體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過去了，顒琰仍呆在皇儲的位置上。在這期間，他被封為嘉親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過了青年時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決定舉行內禪讓出帝位，自己退為太上皇，這種帝位傳接方式在清朝歷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也不多見。
1796年正月，紫禁城裡舉行了莊嚴的內禪儀式，顒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處行了禮，又在太和殿接過了乾隆親授的寶璽。這樣，他正式進入了皇帝的角色，年號嘉慶。然而，在登基後的最初幾年，嘉慶根本談不到有何作為。因為太上皇乾隆仍貪戀君臨天下的權勢，宣稱自己健康狀況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處理政事。所以繼續把握著朝廷中的一切軍政大權，各項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決斷。直到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89歲高齡的乾隆一命歸天，嘉慶至此才開始親政，成為真正的天下之主。
嘉慶從乾隆手中繼承的，不但有君臨天下的權勢，還有夕陽西下、悲風不息的動蕩時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轉折點。在康熙、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乾隆在他統治的前期勵精圖治，使清朝的統治達到了強盛的頂點，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耕地、人口有了顯著增長。乾隆中期，全國的耕地面積已經達到7.8億多畝，超過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數字，比順治時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國人口也急劇增加到3億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賦稅，革除苛政，打擊朝廷朋黨，懲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現了奮發有為的局面。但是，從乾隆中期開始，大清的國勢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敗的泥淖。乾隆陶醉於所謂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滿意驕，自以為是，對一些切責時弊、指陳自己過失的意見總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員為了迎合乾隆的虛驕之心，刻意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任軍機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憑藉手中的權柄，在朝野上下結黨營私，橫行不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當時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儘快升遷，都要巴結和珅，向他送納重賄。和珅貪財嗜貨，多方搜刮，聚斂了驚人的財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貪贓枉法的風氣十分盛行。乾隆為此曾誅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撫大員，但他並沒有採取多少徹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網的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場上依然充斥著一片烏煙瘴氣。
其次，土地兼并嚴重。土地兼并始於康熙中葉，到了乾隆後期，土地集中的現象已經極為嚴重。有人指出當時的狀況是：佔有土地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二，其餘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淪為佃戶，就是變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佔有著大量土地。如直隸懷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萬多頃，軍機大臣和珅占田8000頃，甚至連他的奴僕也有人占田達600多頃。廣大的貧苦百姓則多是沒有立錐之地。失去土地的貧苦百姓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朝不保夕。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二月的一個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凍死在街頭，其慘象令人觸目驚心。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的生活與貧苦百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乾隆皇帝喜歡炫耀，他先後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東謁祖陵，兩次巡遊天津……再加上連年用兵，耗資無數，勞民傷財。在皇家婚喪壽慶的儀式和眾多的園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鋪陳，盡情揮霍。清初的社會風俗崇尚儉樸，官僚地主們的穿著多用土布、黃麻製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見。到了乾隆末期，社會風氣由儉入奢，變化極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階層無不沉浸在奢華的氛圍中。在繁華的揚州城裡，富商大賈們競相揮霍，耗費巨資營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時總是華衣美食，炫耀浮囂。統治階級的紙醉金迷和貧苦百姓的備受煎熬，預示著社會的衰敗和動蕩。
第三，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在官僚、地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社會矛盾激化了，下層人民的反抗鬥爭接連不斷。乾隆中葉之後，先後爆發了山東王倫起義、甘肅少數民族起義、台灣林爽文起義、湘黔苗民起義等規模較大的武裝鬥爭。下層人民各種方式的反抗鬥爭如澎湃洶湧的波濤，強烈衝擊著清王朝的統治，使它日益走向衰亡。
上述情況表明，擺在嘉慶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要扭轉衰敗的政局、中興國家大業的擔子相當沉重。為了扭轉衰敗的政局，嘉慶皇帝以剷除和珅打響了親政的第一炮。早在親政以前，嘉慶已經洞悉和珅的奸佞貪婪，只是自己手中無權，無法對他採取行動。
乾隆的去世給當時的政局帶來了轉機。在乾隆去世後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慶撤除了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務，遭到了軟禁。御史王念孫等人此時紛紛出來揭發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將其嚴加懲辦。他們的想法正對了嘉慶的胃口，在半月之內，嘉慶宣布了和珅的20條罪狀，將他逮進了大獄，隨後又下令將他賜死。和珅的一班親信，如福長安、蘇凌阿、吳省蘭等人，也分別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獄後，他的家產被嘉慶下令抄沒入官。和砷在他當權的20多年裡，巧取豪奪，廣蓄家私。他被抄沒的家產共有109處，約有83處沒有估價，僅算其中已估價的26處，價值就達2.2億兩白銀。後來有人估計，和珅的整個家產可摺合白銀8億兩之多。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約7000萬兩白銀，和珅一人的家產就相當於朝廷10餘年的總收入，真是十分驚人。嘉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剷除了和珅，受到了許多人的讚許。人們在灰暗已久的現實中見到了一線曙光。
嘉慶皇帝看到他父親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聽偏信，犯下許多錯誤，注意從中吸取教訓，意識到要扭轉衰敗的政局，單靠自己個人的智慧是不夠的。為君者應該做到耳聰目明，集思廣益，廣泛聽取臣子們的意見。於是他頒布諭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員中擔負著進言職責的，對於用人行政方面有什麼看法、建議，都要奏聞上來。為了鼓勵臣子們敢於直言，嘉慶做了保證，表示自己不會輕易對進言者加罪。他說：「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對直言者加罪論處，那豈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嗎？」前內閣學士尹壯圖、前御史曹錫寶當年分別因上疏指責和珅及其親信的醜行而遭到貶斥。嘉慶在親政後馬上出面為尹、曹平冤昭雪，對他們的舉動褒揚了一番。不久，陝西貢生何泰上書向嘉慶指出，應該黜奢崇儉，扭轉日益趨於奢靡的社會風氣。嘉慶表示贊同，特地賞賜了何泰2匹緞子。
長期以來，腐敗墮落的吏治猶如附在病體上的毒疽，蠹國害民，為患匪淺。能否使吏治改觀，也將是嘉慶能否扭轉政局的一個關鍵。在整頓吏治方面，嘉慶下了不少功夫。他曾專門撰寫了《義利辨》、《勤政愛民論》等文章，頒示給群臣。他認為，百姓之所以敢於揭竿起事，大多是由於貪官污吏對百姓敲骨吸髓，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鑒於此，嘉慶在親政之後對貪官採取了接連不斷的懲治措施。湖北襄陽道員胡齊侖，在任期間經管湖北的軍需供應，肆意侵蝕揮霍，虧空銀兩20多萬，嘉慶斷然將胡判處了極刑。嘉慶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時間裡，嘉慶就親自過問處理了四五起大的貪污案件。江蘇淮安府的知縣王伸漢，謊報縣裡戶口，侵吞大量賑災銀兩，並毒死了要揭發其罪行的查賑官員李毓昌，然後又勾結知府王轂，狼狽為奸，掩飾劣跡。此案暴露後，王伸漢、王轂都被處死，兩江總督鐵保被革職流戍。這一年，總管內務大臣廣興、巡漕御史英綸因涉不法先後被嘉慶處以絞刑。工部書吏王書常，造假印、寫假條，從戶部冒領了數十萬兩白銀，案發後被處死，有關大員祿康、費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慶堅持這樣的原則：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言必宜用。一批為官清廉、勤勉稱職的官員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縣劉清就是受到嘉慶青睞的一位。嘉慶在審訊被俘的白蓮教起義軍首領王三槐時，得知劉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稱之為「劉青天」。在對劉清考察了一番之後，嘉慶決定將他提拔任用。劉清後來歷任四川建昌道員，山西布政使等要職，並在鎮壓四川白蓮教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場上普遍存在的現象。嘉慶把這點視為國家的隱憂，認為必須要加以整頓。他多次告誡臣子們應該勤於職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