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載垕突然中風，翌日駕崩。六月初十，10歲的太子朱翊鈞登極即皇帝位，定年號為萬曆。朱翊鈞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他貪財好貨，懶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驅使權力的巨輦奔忙了48年。從而使早已衰敗的大明江山，徹底陷入末路。
朱翊鈞是穆宗的第三子，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為宮女李氏。李氏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謀略，而翊鈞前邊有兩個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鈞成為了獨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寵愛。翊鈞5歲時，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讀書，這在大明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個特例了。大臣們於是都認定翊鈞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實上翊鈞也的確聰明慧敏。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請立其為太子，三月間，便正式冊立。
上學不久，每當李貴妃帶兒子給皇后請安時，皇后經常取經書來，將學過的內容逐段逐句考問。翊鈞無不對答如流。這使嚴厲的皇后也欣悅異常。張居正是翊鈞的師保，對翊鈞的成長、尤其是讀書問題，可謂傾盡了心力。神宗剛即位，他便提出要開「日講」。隆慶六年八月，日講就開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後，又舉行了經筵。「經筵」和「日講」，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舉行，勛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等都要到齊，由翰林院及國子監官員進講經史，典禮很隆重。「日講」則只是講官和內閣學士的日常講學。那時，神宗所讀的主要是《大學》、《尚書》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視朝外，一概由張居正盯緊在東宮苦讀。隆慶六年十二月，張居正取堯、舜以來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應警戒的惡事36件，匯成類似於連環畫的故事書《帝鑒圖說》，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對為君之道能有個初步的理解。其後，他又命翰林院從歷代諸帝的實錄和明太祖的《寶訓》中，選擇材料，分門別類，編成《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等40本書讓神宗閱讀。每有機會，他自己也總向神宗講一些如何為君的正論，嚴厲精敏，使少年皇帝極其敬畏。對此，李太后極為讚賞，每當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張居正搬出來，說：「告訴張先生吧，怎麼樣？」或者「這叫張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餘，也隱隱地滋生了不滿情緒。這給以後神宗殘酷地報復張居正埋下了禍根。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萬曆朝最為靖昌的時期，當時「海內肅清，邊境安全」，太倉的積粟可支用10年，國庫的錢財多時達400餘萬。當然，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績」，而是張居正勵精圖治的結果。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湖北）人。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張居正被遴選入閣。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陳六事疏》，主張實行改革，提出「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覆名實」、「固邦本」、「飭武務」六大急務，深得穆宗嘉許。但可惜穆宗早逝，張居正當時又不是首輔，所以這些頗具見識而又切中時弊的主張暫時還得不到實行。直到萬曆初年，他以帝師和內閣首輔的地位，大權在握，才雷厲風行地付諸實施。
這場改革最先從政治上開始。張居正認為嘉靖、隆慶政局的混亂，癥結在於吏治腐敗。官員「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農民不斷起義。所以，他力主整頓吏治。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標準是「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為了增強政權機構的辦事效率，還建立了辦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門都立文冊二本，一本送各科備註，凡執行的公事，一律記載立案，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另一本則送內閣稽考，同時，各科、部、院之間也相互制約和監督，使各級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責。這項改革在當時可謂轟轟烈烈、朝野震動。吏治與辦事效率有了明顯改觀，使中央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礎。
這其中首先就包括經濟方面的改革。萬曆初年，國家財政已露崩潰之象，無論朝野都十分憂慮。張居正從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開始，一面主持裁減冗官冗費，另一面也開始控制皇室費用，減少開支。萬曆五年，張居正提議清查丈量全國各類土地，實現「開源」，增加生產。到萬曆九年，土地丈量完畢，共查實田地700多萬頃，比弘治時多出300萬頃。在此基礎上，張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間就在一些地區施行的「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個制度後來被稱為我國賦稅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內容有四點：（1）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2）田賦及其他土貢方物一律征銀。（3）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4）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這次改革，對生產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在薊州一帶，張居正繼續重用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鎮守。使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的邊防異常整肅，後人稱戚繼光鎮守薊州16年，「邊備修飭，薊州宴然」。在遼東，重用能征善戰的大將李成梁任總兵官。萬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舉擊潰為害邊境的建州衛部落，斬女真都指揮王杲以下1100餘人，取得了有名的「遼東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綏、寧夏一帶，任用王崇古為總督，對蒙古採取安撫睦鄰政策。對軍事上的這些改革、特別是選用將領，確保了明王朝邊防的鞏固。對此神宗也十分滿意，他曾為此褒揚張居正說：「先生公忠為國，所用的人沒有不當的。」
然而這種情況在萬曆十年後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六月，張居正去世。神宗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詔罷朝數日致哀，贈張居正上柱國的榮銜，賜謚文忠公，並命四品京卿、錦衣衛堂官、司禮太監等人護送歸葬江陵。身後的恩禮如此隆重，在明朝歷代的臣僚中，都是極罕見的。但是不久，萬曆的態度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造成了說不盡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於太監馮保被逐。早些年，馮保曾將極受萬曆寵信的太監張誠趕出宮去。萬曆對此十分難過，所以就恨造成這一事端的馮保和張居正。張誠拜辭時，萬曆暗中交待他離宮後要留意探明馮、張二人的劣跡。馮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張居正，人雖能幹，政務上也很有建樹，但卻遠未做到廉潔自好，他招權樹黨、收受賄賂，甚至侵吞國庫資產等，也是有的。這一切，都被張誠探了個清清楚楚。張居正死後，張誠重新進宮，便盡其所知一一陳奏，同時，建議萬曆先由馮保開刀，將其逐出宮去。查沒其財物。這次對馮保的查抄，萬曆得金銀100餘萬、珠寶無數，結結實實地嘗了次查抄的甜頭。
馮保被抄後，神宗受更大貪慾的驅使，決心通過清算張居正，一方面樹立自己的權威，達到總攬朝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斂聚些錢財。這時，恰有陝西道御史楊四知上疏參奏張居正14條罪狀，神宗立即批示說，朕這麼信任、尊寵張居正，他卻不思盡忠報國，藉機謀私，有負朕的寵信，著令查處。萬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令追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榮銜，接著，又下令追奪文忠公謚，並革去其兩子的官職。查抄欽差到達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荊州知府、江陵知縣，將張家人口趕到空房子里看守。等到欽差到時，張家被鎖的人餓死的已有10多口。查抄的結果，卻只得黃金1萬餘兩、白銀十幾萬兩，算不上什麼巨富。欽差感到不好向交待，十分惱怒，便把張居正的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抓來拷問，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財產。張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說還有30多萬兩銀子，分藏在別人家裡，結果那些人家也受牽連被查抄。在這場查抄鬧劇中，張敬修投繯自盡，張懋修兩次自殺未遂，慘狀令朝野驚悸。申時行、潘季馴等內閣和六部大臣上疏請求從寬處理，神宗才下詔留空宅1所、田10頃，贍養張居正的母親。
至此，在經歷了近兩年的清算報復之後，神宗終於徹底拂去了張居正、馮保政治威勢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
神宗洋洋自得地親政了。照理，他應當珍惜自己以宮女之子而為帝王的機會，應當牢記自己兒時在母親嚴教下的寒窗苦讀，建功立業。然而他那種自小養成的懶散習性、從商人外祖父那裡繼承來的貪婪秉賦、以及狹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縛了他。他親掌權柄後心裡充滿了狂喜，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財富，這麼馴順的臣民，都屬於我了！作為真正的人主，該有一種與那掛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於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後，他便著手恢複了被張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費，一切對皇上、對政體有制約的戒律，統統廢掉，他還親自謀劃自己的生活用度，以養帝王之尊。
醉夢一覺數十年。使這夢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