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剛剛起身，一個小太監滿臉喜氣，疾步穿進宮門跪在他腳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30歲的朱厚熜為第三個兒子的降生而欣喜不已，興沖沖地趕到後宮探望。當看到這個孩子白胖精神，討人喜受，便給他取名載垕。「載」是他的排行輩分，「垕」取「皇天后土」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見父親的滿懷期望。
一晃29年過去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載垕在世宗服丹藥中毒死後即位稱帝，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號為隆慶。穆宗在位只有6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時，皇極殿鐘鼓齊鳴，30歲的朱載垕袞冕加身坐在皇帝寶座上，文武百官俯在腳下三跪九叩，登基大典極聖極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載垕心中頓生波瀾，一種「天命在我」的神聖由感而來。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冊立的太子。世宗有過8個皇子，但有5個襁褓夭折，長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載壑、三子載垕、四子載圳。嘉靖十八年，世宗分別冊封載壑為太子，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那時兄弟三人都年幼，也還無事。可自載壑嘉靖二十八年死後，太子之位屬誰，就成了天下矚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禮儀，當然是裕王應晉封太子。但事情並不如此。當時受寵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龍不能見面」之說，皇帝是龍，太子當然是小龍，世宗聽後索性不再立太子。這給景王載圳提供了可乘之機。載圳憑藉母親受寵的優勢，走動內宮，爭立太子，他的打算在宮中為人所共知。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嚴嵩對載垕也相當冷淡。就連裕王應得的歲賜也被他大量拖欠。載垕命運未卜，當然不敢向父親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給嚴嵩的兒子嚴世藩送上1000兩銀子，才得以補發。儘管如此卑躬屈節，可嚴嵩對載垕還是不很放心。一天，嚴世藩問裕王侍讀官高拱、陳以勤：「聽說裕王殿下對家大人有些不滿意，是怎麼一回事呀？」這對裕王及其侍從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見面，世宗對嚴嵩言聽計從的情況下，如果嚴嵩感到裕王是威脅，一切變化都可能發生。陳以勤急中生智，從容地辯解道：「國家的繼承大計早已決定了。裕王殿下的諱字，從後從土，明明是土地之主，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嚴閣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說惟有嚴閣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請問殿下不滿之言從何而來呀？」這一席話，勉強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世宗打發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顯示了傳位的意圖。可是景王載圳離京後並沒有停止籌劃奪嫡。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下台後，掌權的內閣大學士成為徐階。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階議論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廢太子，另立漢王繼承大統的事。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虧得除階多方為裕王圓承，才化險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載圳病死於封地，載垕心中才一塊石頭落地——因為他已成為惟一的皇位繼承人了！
載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識之士，如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這些人為載垕講解古今，縱論天下，培養他的政治見識。在他們的影響下，載垕對嘉靖末年的弊政瞭然於心。為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世宗死後，載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親信張居正與內閣首輔徐階草擬的世宗「遺詔」，假父親之名將其引起朝野怨聲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廢止。登基後，他又在即位詔書中肯定了「遺詔」中關於將蠱惑世宗煉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獄，付法司治罪；所有齋醮活動和造廟觀、建宮殿的工程一律停罷；採買香蠟、珠寶、綢緞等例外採買全部停止；並起用嘉靖年間因上疏言事被罷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員；同時又免除全國百姓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的一半田賦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賦稅。詔書一出，群臣號啕感激，百姓競相稱頌，一時大得民心。經過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氣象。
群臣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穆宗一方面為之欣喜，可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宮廷政治的勾心鬥角。坐穩皇帝寶座後，穆宗拿定了及時享樂，無為而治的主意。他為此先做了一番布置。和歷代皇帝一樣，穆宗先是選擇忠誠幹練的大臣分擔政務，為自己鞏固江山社稷。他將親信的大臣徐階、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內閣，又將身居裕王府時的心腹張居正、陳以勤授予內閣大學士的要職，參與內閣機要大事；在宮內，他把親信的太監黃錦、王本、馮保、曹憲、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經過這一番布置，穆宗以為自己的朝廷坐穩，可以安居宮內，靜享富貴了。於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給內閣，連對大臣的操縱、協調的責任也放棄了。誰知事與願違，在他對朝政大撒手的同時，內閣大臣們的傾軋就開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鬧得他在位6年，經常心緒不寧。
第一場內閣風波，發生在內閣中最重要的兩位大學士徐階和高拱之間。徐、高之爭淵源於嘉靖末年。徐階是多年的內閣元老，一位老練圓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從講官，素有大志，和張居正一起當過國立大學（國子監）的正副校長。徐階為聯絡裕王，也是為日後的朝廷更替預作鋪墊，於嘉靖四十四年把高拱和郭朴一起舉薦為內閣大學士。照當時的社會風氣，徐階作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師生之誼的，理應受到尊敬。可是徐階忽略了高拱機敏練達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後要求平等處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當作後生晚輩對待，種下了紛爭的種子。
世宗末年，內閣大學士們的辦公室隨同皇帝遷到西苑。高拱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歲了，沒有兒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與妻妾團聚，於是經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時，一天高拱聽到傳言，說是皇上不行了，沒來得及核實就把辦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這件事被吏科給事中胡應嘉知道了，作為失職大不敬提出彈劾。世宗處在昏迷中，對這類奏摺當然不問。因此，胡應嘉的彈劾並沒達到目的，對高拱來說是「有驚無險」。但高拱是個恩仇必報的政治家。他認為胡應嘉是徐階的同鄉，一定是受了徐階指使。偏偏徐階在草擬世宗遺詔這樣的大事上，不與內閣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議，卻越過他們與裕王府的張居正策劃，受了冷落的高拱滿腔怨恨，他要等待機會報復徐階。
機會很快來到了。隆慶元年，吏部尚書楊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機關五品以下官員的例行制度，每6年舉行一次。楊博這次考察官員，雷厲風行地罷黜了不少官員，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給事中之類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楊博的山西同鄉卻沒有一個受處分的。這引起了負有彈劾責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們的公憤。第一個攻擊楊博的又是胡應嘉。胡應嘉彈劾楊博挾私憤，庇同鄉。這話倒是不錯，可是胡應嘉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作為吏科給事中，在吏部辦理京察時就參予其中。事前不提出異議，事後又提出彈劾，寬厚的穆宗對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行十分不滿，知道其中另有奧妙，於是下令內閣商量處罰胡應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高拱讓同樣受到了徐階冷落的郭朴在內閣會議上首先發言：「皇上剛剛即位，胡應嘉出爾反爾，欺君罔上，應該革職。」高拱馬上響應。滿心想保護胡應嘉的徐階一看這陣勢，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這下可惹翻了言官們的馬蜂窩，他們傾巢出動，一起向高拱開火。穆宗對高拱有多年的了解，當然不會被幾個言官所打動。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繼續安心從政。可朝廷中倒高派氣勢洶洶，確實讓高拱的臉面沒處擱，高拱要求徐階代擬一道聖旨，給提出彈劾的言官一次廷杖，以緘其口。在嘉靖年間，言官彈劾大學士以後，如參劾不倒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說不定還要罷官呢！高拱的要求有法可循，但徐階並不願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絕了這個要求。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齊康彈劾徐階，揭發徐階的弟弟和三個兒子都是橫行鄉里的大惡霸，有憑有據。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階保護的言官們，他們集合起來，將矛頭一齊指向高拱，彈劾一次接著一次，逼得高拱實在招架不住，只好於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辭官回鄉了。高拱去後，言官們對郭朴還是不斷攻擊，到九月間，郭朴也辭職不幹了。
這一次內閣風潮，徐階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後朝臣利用言官互相攻擊時有發生。但這卻大壞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對於言官們的肆無忌憚，興風作浪，穆宗深感厭倦。
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內閣的徐、高之爭風潮剛剛告一段落，外患又起。蒙古俺答部數萬騎兵攻入長城，掃蕩了大同，嚴重威脅著北京的側翼。同時蒙古土蠻部大軍進犯薊鎮邊關，虜掠河北昌黎，直至灤河。左右夾攻，使京師陷入戰爭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嚴，敵情奏章如雪片般飛來。深居宮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他命令大臣們討論京師守備和邊境作戰方略。工科給事中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