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劉啟是西漢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之孫，文帝劉恆之子。劉啟在父親為代王時生於代國（今河北蔚縣一帶），母親竇姬。在代王劉恆入京做皇帝前後，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繼病死，劉啟成為文帝長子。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劉啟立為太子，母竇姬為皇后。文帝在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逝，32歲的劉啟即位，是為漢景帝，母為皇太后。
西漢開國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諸侯王，這些諸侯王的封地和權力都很大。他們擁有軍隊，自置官職，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不斷增長，到文帝時濟北、淮南二王相繼謀反，屏藩漢室的諸侯王已經成為中央朝廷的嚴重威脅。當時，賈誼曾尖銳指出，藩王勢力是漢朝的一大疾病，必須設法割除；晁錯也提出相同的見解，主張削藩。但文帝沒有徹底推行他們的主張。景帝即位之初首先面臨的國家急務即是如何解除藩王勢力對漢室的威脅問題。在此問題上，他充分採納了晁錯的主張。
晁錯胸懷大志，博學多才，能言善辯，曾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以後，任命他為內史，旋又拜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對於藩王的情況，他頗為熟稔。他以為，藩王中勢力強大而又最危險的是吳王劉濞。劉濞是劉邦之侄，當初劉邦封他為吳王以後，就預計他日後可能反叛，頗有後悔之心，但業已分封，也只好靜以觀之。劉濞至國以後，即收買人心，發展勢力，企圖有朝一日奪取帝位。景帝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京，與其爭奪道路，被景帝誤傷而死，劉濞懷恨在心，更加緊了準備叛亂的步伐。到景帝即位，劉濞已經準備了40年，成為威脅最大的諸侯王。
故此，晁錯主張先削吳王的封地。他對景帝說：「過去吳王因太子死於陛下之手，對朝廷深懷怨恨，詐稱有病，不來京朝拜天子，按照古法應當誅殺。文帝不忍加刑，賞賜几杖，允許他不來朝拜，恩德可謂宏厚。吳王不改過自新，反而越發放肆，開山鑄錢，煮海製鹽，招誘天下逃犯，謀圖叛亂。現在削奪他的封地他會造反，不削奪也會造反。削奪，他倉促早反，禍會小些；不削，他準備充分再反，禍患更大。」
晁錯的主張遭到了外戚竇嬰的反對，削吳的事只好暫時擱了下來。不過，此外的楚、趙、膠西三國分別以罪被削，楚王削了東海郡，趙王削了常山郡，膠西王削了6縣，晁錯又修改有關律令30章，一時諸侯喧嘩，反響強烈。各藩王自然把晁錯視為眼中釘，恨不能食肉寢皮。晁錯的父親也感到兒子大禍臨頭，特意從家鄉潁川趕到京城，勸說兒子。晁錯不聽，其父服毒自盡。晁錯不為所動，仍然力主削奪吳王。最後，景帝決定削吳會稽、豫章二郡。
吳王劉濞見朝廷削藩，就開始舉行叛亂。他首先派人勾通了楚王劉戊，隨後又扮成使者親自前往楚國面見劉戊，達成叛亂盟約；接著，又以誅晁錯、安社稷的名義，聯合各地諸侯王起兵。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削吳詔書一到，劉濞首先在廣陵（今揚州）起兵，國內14歲至62歲的男子統統徵發，共二十餘萬人，西渡淮水，與楚兵合一，奔梁地而來；接著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四國起兵，包圍齊都臨淄；趙國則把隊伍集結在封地西界，擬與吳兵匯合西進。如此以吳王為首，捲入叛亂的共有七個藩王，史稱「吳楚七國之亂」。
當此之時，曾任吳相、與晁錯有隙的袁盎在竇嬰的引見之下，乘機以七國之亂「誅晁錯，發稷社」的幌子為由，說動景帝殺晁錯以息叛亂，稱聲如此則可以兵不血刃，叛亂自平。景帝為人仁慈，聽後沉默未語。他想到晁錯與自己交情深厚，又是朝廷得力的棟樑大臣，感到於心不忍；但又想到兵戈一起，將會殺人盈野，血流成河。權來衡去，最後說：「真的是這樣，為了天下安定，我不愛惜一位大臣。」於是一面調兵遣將，一面誅殺晁錯，並任袁盎為太常，派他與宗正劉通整裝東行，去宣諭吳王息兵。
景帝殺晁錯，自然讓諸藩王快心如意，但他的停戰詔諭卻受到了吳王無情的嘲笑：「我已經是東方的皇帝了。還有誰配給我下詔？」此時，景帝方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他一方面後悔殺了晁錯，一方面，拋棄幻想準備武力平叛。他派酈寄率領一支隊伍擊趙，派欒布率領一支隊伍入齊，派太尉周亞夫率36將軍計伐吳楚叛軍，又召竇嬰拜為大將軍，屯兵滎陽，監視戰局。
周亞夫率兵堅守昌邑，並派出一支奇兵出淮泗口，截斷了叛軍的糧道。叛軍猛攻梁國，梁國向亞夫求救，亞夫拒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者請求景帝，景帝詔命亞夫出兵救梁，亞夫取孫子「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態度，拒不奉詔。這樣堅持了一段時間，形勢變為對叛軍不利。吳王打算西向，梁國守城，不敢冒進；進攻昌邑，亞夫高壘不戰；叛軍糧道斷絕，士卒飢餓潰散。最後楚王自殺，吳王逃奔東越，後被東越人殺死。吳楚叛亂。3個月就被平定了。欒布率軍至齊，很快就打破了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四國的聯兵，四王全部伏誅。接著欒布回兵助酈寄攻趙，引水灌城，趙王自殺。至此，七國之亂全部平定。
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調整，又乘平叛的餘威，於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國的行政權和官吏任免權收歸中央，並裁減王國官吏，降黜他們的秩位，王國的獨立地位被取消。從此，諸侯王只能衣食王國的租稅，不能過問行政，成為只有爵位而無實權的貴族，藩王對朝廷的威脅基本上得以解除。
景帝即位後，繼續奉行文帝的治國方針，保持安定局面，發展生產，休養生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對內採取重農、薄斂、輕刑和教化的措施，對外則採取了繼續和親匈奴的措施。
景帝即位的次年正月，了解到了各地農牧資源不平衡，有的郡縣缺乏農牧條件，有的郡縣卻地廣人稀，利於農牧，而當時政府不許人民遷徙，他於是宣布允許人民遷徙到地廣人稀的地區去發展生產。為了鼓勵農人田作，同年又宣布減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國家徵收的土地稅。漢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稅一」，即立納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為「三十稅一」，即交納三十分之一。景帝一直重視農業生產，直到晚年，還不斷地強調農桑之本的重要。為了與民休息和發展生產，景帝頗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間，除為自己修建了一座規模不大的陽陵外，基本上沒有興建其他土木工程。
輕刑也是景帝比較重視的一項安民措施。文帝曾減輕刑罰，廢除了歷代相傳的肉刑，把肉刑改為笞刑，如當割鼻者改為笞打三百，當斷左趾者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殘廢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開始繼續減輕刑罰。笞刑經景帝幾番更改，這才避免了犯人死於刑下。磔刑是當時一種分裂屍體的酷刑，景帝把磔刑改為棄市。景帝還數次大赦天下。為了避免枉屈無辜，景帝三令五申，強調決獄務必先寬，即使不當，也不為過，並提醒法官不可「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要求判案時儘管依據律文應該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須重新評議，一切都要體現寬厚仁慈。
在思想領域，景帝奉行黃老的無為而治思想，學術上則對諸子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允許各家爭鳴。處士王生是黃老道學大師，常被召居宮內，成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黃老道學的同時，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當時為儒家設立了不少博士官，《詩》、《書》、《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胡毋生為博士，這種活躍局面大大推動了儒家的教化和影響。地處西南的蜀郡，各族雜居，文化、風俗都很落後，郡守文翁選郡中小吏張叔等十餘人入京拜博士官求學，數年後返回郡中，文翁在成都市內蓋起中國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成都學館，使蜀郡教化大行，文化一躍而與齊魯等地並駕齊驅。後來普及全國的郡國學校就是以蜀郡學館為楷模建立起來的。
外交上，景帝繼續採取漢初以來與匈奴和親的政策。景帝在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邊塞與匈奴商談和親之事。次年秋天，又與匈奴舉行和談。到景帝前元五年，漢朝遣送公主嫁與了匈奴單于。儘管漢匈和親，但匈奴一方還是時常小規模地入侵漢境。對於匈奴的入侵掠奪，景帝從維護漢匈和好的大局出發，從未進行出兵反擊，最多只是增調部分騎步兵屯守防禦。為了維護漢匈和睦關係，景帝還在漢匈邊界設置關市，互通有無，大大促進和便利了漢匈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這種寬厚的對匈政策，保證了漢朝社會的安定局面，對人民的休養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景帝在位期間，奉行文帝的治國方針，維護安定，與民休息，使當時社會經濟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段時期與文帝時期在歷史上合稱為「文景之治」，是西漢王朝的昇平時代。
漢景帝所以能創下「文景之治」的政績，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有關，也和他溫柔敦厚、穆靜仁慈的性格不無關聯。
對於一位君主來說，能夠識才擇賢，固然不易，而能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