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科場案自上而下，死傷無數，懲罰之嚴酷，牽連之廣闊，為科舉制建立以來所未有，確實令人心驚膽戰。忽視此案背後複雜的背景不談，順治皇帝之屠刀大舉確實對科場舞弊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此後五十年間，沒有科舉大案發生。然而，科舉是通往權力的門檻，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雖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康熙五十年（1711）為辛卯年，又是一個大比之年。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覺得天涼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還沒有完全從大學士張玉書病死的傷痛中恢複過來。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甫，江南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中進士，時年二十歲，自此步入仕途。這一年，剛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後的五十年，張玉書親眼見證康熙如何從一個受權臣鉗制的小皇帝成長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鰲拜、平三藩、打敗噶爾丹。對康熙皇帝而言，張玉書不僅僅是臣子，還是他成長過程中的夥伴。張玉書病死後，康熙皇帝親書挽章，又親作輓詩，並對身邊的親信大臣說：「朕自幼讀書，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來，許多大學士都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朕常使人存問。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他們也矢忠儘力，曆數十年之久，與朕同白了鬚髮。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
實際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並不是這些同白鬚髮的老臣的離開，而是他感到這些人辭世、告退的同時，也帶走了他人生中最輝煌最美好的時光。從謝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確實，帝國的皇帝明顯地老了，「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喪最孤獨的時候，傳來了本科江南鄉試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來源，就是被他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闈鄉試，正主考官為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副主考為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二人都是京官，為康熙皇帝親自挑選，派往江南主持鄉試。
左必蕃、趙晉二人一到南京，兩江總督噶禮便親來拜訪，禮遇甚隆，令左、趙二人大感意外。
這個噶禮來頭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第四代孫，母親還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因為這種關係，噶禮升遷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他在山西任上時，貪污了數十萬兩白銀，並大肆收受賄賂，先後兩次被人告發，被多名御史彈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護下，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升為戶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兩江總督。噶禮到江南上任後，為了樹威及剷除異己，震懾江南漢人官吏，接連上疏彈劾江蘇巡撫於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導致這些官員全部被罷免。蘇州知府陳鵬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禮，也被彈劾罷官。噶禮還不罷休，想借文字獄除掉陳鵬年，秘密上疏說陳鵬年寫的虎丘詩句中有怒氣，是反詩。康熙皇帝雖然年紀大了，對噶禮的胡作非為也一直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他並不是真正的糊塗，因而沒有理睬噶禮的這道暗藏殺機的密奏。
正因為噶禮歷來狂妄自大、專橫暴戾，因而當他親自來拜訪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趙晉時，令二人受寵若驚之餘，也開始隱隱猜到噶禮到來的目的——這個有名的大貪官是想趁這次鄉試大撈一筆！
左必蕃為人謹慎，也頗有遠見。儘管人人都知道當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禮在江南大力排除異己、結黨納賄的行為，卻也派了著名清官張伯行來接任江蘇巡撫。這其中顯然別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這樣認為的。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他出身富貴，家中相當有錢，卻沒有紈絝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張伯行在濟寧道任上時，正好趕上災荒之年，他便自己從河南老家運來糧食和棉衣，賑濟山東的老百姓。當時，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未經請示，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糧食賑濟漢上、陽谷二縣。山東布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打算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是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這才打消了彈劾的念頭。
康熙皇帝南巡時，聽說張伯行勤於供職，造福於百姓，對金錢從無染指，特予「布澤安流」的匾額，升其為江蘇按察使。張伯行在江蘇任上時，兩江總督正是噶禮。張伯行不但不肯與噶禮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於抵制噶禮的橫徵暴斂，並有一句名言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正因為如此，張伯行受到噶禮的強烈嫉恨。後來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舉薦德才兼備的清官。在噶禮的高壓下，江南官員沒有一人敢出面推舉張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了如明鏡，嘆息了半天，說：「我聽說張伯行任官特別清廉，這是最難得的。既然沒有人推薦，那麼我來推薦他。」
由於得到皇帝的親自推薦，張伯行自此名聲大噪。他後來從江蘇任上遷福建巡撫時，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稱讚他任官數年「止飲江南一杯水」。而當時「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夫皆知稱公」。
張伯行在福建巡撫任上只做了兩年，很快就被重新調回江南，任江蘇巡撫。江蘇雖然也是兩江的管轄範圍，但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和巡撫同為省級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負責，二者之間不相統屬。之前，張伯行早就與噶禮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卻有意將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顯然有制衡約束噶禮的意思。儘管前一陣張伯行因被噶禮擠壓，不得不以身體多病為由提出了辭官，但皇帝不是照樣沒準嗎？這便是皇帝有心整飭江南的明證。
左必蕃腦袋靈活，心思縝密，轉念間便想通了前後的因果，眼見趙晉正與噶禮眉開眼笑地交談，便找了個理由溜了出去。這一溜，日後保住了他一條命。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噶禮離開貢院後，趙晉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說到最後，口乾舌燥的趙晉終於明白了，對方是不想參與，心裡罵了一句「膽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後，儘管不斷有各種買賣關節的風言風語傳到左必蕃耳邊，但他始終裝作不知道。
終於到了八月鄉試時間。本場三場鄉試的題目，頭場為四書題：「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次題為「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三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
表面看起來，一切都很平靜。直到九月初九發榜，解元為劉捷，中舉者除蘇州十三人外，其餘多為揚州有錢鹽商及權勢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舉薦的吳泌，同考官山陽知縣方名所舉薦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蘇州一千多生員在南京玄妙觀集會，推舉廩生丁爾戩為首，將五路財神像抬入府學，供在明倫堂孔子像旁邊，表示這次鄉試是「惟財是舉」。還有人用紙糊住貢院匾額，改「貢院」二字為「賣完」。貢院的大門上也被人貼上一副對聯：「左丘明兩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諷刺主考官左必蕃對舞弊行為視而不見；而趙晉則膽大妄為，收受賄賂。又有人作打油詩諷刺說：「能行五者（金子、銀子、珠子、綢緞、古玩）是門生，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宦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跡，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遭坑。」其中暗合鄉試的題目。
不過，儘管時論對主考官左必蕃和趙晉冷嘲熱諷個不停，但二人畢竟是外來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後另有主謀。既然鄉試的受惠者最多的是鹽商子弟，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到與鹽務有關的官員身上。
在清朝，製鹽業是重要的官方工業，鹽價和鹽稅收入是與田賦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財源。當時直接負責兩淮鹽務的是蘇州織造李煦和江寧織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輪管，管轄範圍涉及鹽場、運輸、稅課、稽查等。另外兩江總督噶禮也於鹽務上有重大責任：一是緝拿鹽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銷，即招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鹽商向官府繳納引稅後領取鹽引（一種憑證，准許持有人向官方產鹽機構認領鹽，屬於官方壟斷性資源），在指定地點買鹽及銷售。
曹寅到江南任織造已經有二十年。其母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當過御前侍衛，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後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裡，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鹽務的肥差後，旁人均不敢問津，但自噶禮上任兩江總督後，情況便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