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順治十四年（1657），農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為大比（鄉試）之年，因此在這一年的八月，全國各省的省城都將要普行鄉試。
各地的考場中，以順天科場最為重要。順天科場設在京師北京，凡順天（今京津地區）、直隸河北省、關外以及名隸國子監或籍系滿蒙漢軍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參加順天鄉試，稱為「北闈」（「闈」為試院別名）。同時也允許各地監生、貢生離開本籍，到京師赴考。
對於丁酉年的鄉試，天下莘莘學子已經翹首企盼了三年。誰都沒有想到，這一年，將發生清朝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即使在中國考試製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頁。
自隋朝實行「科舉取士」以來，科舉制度在中國已經施行了一千多年，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這種以考試成績而不是以門第來選拔官員的制度，雖然有其必然的歷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時代，確實是統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範圍內、最公正地選拔人才的機制。「學而舉則仕」，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晉身的士大夫階層。
科舉制度在唐朝時漸趨完善，基本特徵是分科考試，擇優錄取。考試分常科和制科兩大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明經一般試帖經和墨義；進士則試帖經、雜文、策論，分別考記誦、辭章和政見時務。進士科的要求比明經科更高，當時有俗語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即說明進士科的難度，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舉制的關鍵人物。唐太宗擴充國學規模，進士科錄取極嚴；武則天首創了殿試，並增設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殿試只限於武則天當政時，並未成為唐朝定製；唐玄宗時，詩賦則成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終唐一朝，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進士出身，由此可見科舉的影響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進士的官職遠較後代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職，明經科上上第授從八品下官職，進士、明法兩科甲第授從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從九品下。盛唐著名詩人王維高中狀元後，授官太樂丞，即為從八品下的小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朝的科舉有點類似現代的公務員招考。
宋朝時，除了取士的數量大增外，對科舉制度的最大改良當屬皇帝加強了對取士過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六年（973）起，殿試正式成為定製，取中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最後的名單和名次也由皇帝欽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由此減少考官同士子結黨營私的可能性。殿試結束後，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然後由皇帝賜宴瓊林苑，史稱瓊林宴。凡於殿試中進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科舉經過歷代變遷，到明朝時已經形成了完備的考試製度，共分四級：院試是各地考生參加縣府的考試，由省提督學政蒞臨主持，及格者稱生員，俗稱秀才。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稱為「大比」；如果趕上皇帝喜慶，也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稱「秋闈」，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臨時選派。鄉試中舉，稱為乙榜，又稱桂榜。取中者稱為舉人，俗稱孝廉，或稱登賢書。考得第一名者，稱解元。會試在鄉試次年舉行，是中央一級的考試，由閣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舉行，又稱「春闈」。取中者為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殿試則是皇帝親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並從此官服加身，榮耀無比。
不過，科舉制發展到明朝，已經與唐朝科舉大有不同，開始明顯露出僵化的跡象。就考試的範圍來說，唐朝包括經義、時務和經史，而明朝主要是四書五經，其他的知識統統被視為「雜學」。就應試文體來說，唐朝主要是詩賦、帖經、墨義等，而明朝則是八股文。八股文講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嚴格規定，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內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華麗辭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清朝不但完全承襲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統治者出於私心，屢次大興文字獄，在思想上對士人控制更嚴。舉例而言，晚清時，梁啟超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參加鄉試中舉人，被視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認「帖括（為應付考試而設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而他的師傅康有為出身書香世家，自小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卻十六歲才中秀才，之後六次參加鄉試均名落孫山，失意科場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舉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主要是二者實行科舉的目的就已經大相迥異：唐朝是為了選才納賢，為國家選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為了束縛士人的思想，加強君權。數百年來，八股文扼殺了無數人的創造力，明清的科舉也失去了初創時的積極意義，不能造就人才，而選拔出來的人也並非學問出眾之人，這也是為什麼明清許多狀元自及第後就默默無聞的原因。但是，對於常人而言，科舉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階梯，過了這關，就是鯉魚躍過了龍門，就會變化成龍，利祿所在，天下人無不趨之若鶩。
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歲的順治皇帝突然發布了一道諭旨，內容並非軍國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這道諭令剛好在大比之年伊始發布，顯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國語（意為滿語）騎射」的國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從一出生就要開始進行「國語騎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關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八旗子弟發現一旦科舉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優厚的俸祿，又可以免去從軍之苦役，於是開始崇尚文學，熱衷於科舉。順治皇帝對此十分憂慮，多次強調說：「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今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選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順治皇帝不得不以諭旨來強行限制。此則故事固然是出於清朝「以武定國」的傳統，卻也說明了在金榜題名後的風光榮耀和高官厚祿的誘惑下，科考給人帶來的誘惑何等之大，就連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這道諭旨的背後還透露出一點，那就是科舉名額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將這些為數不多的名額留給漢人，以此籠絡人心。正因為科舉從來就是一座獨木橋，參試的人數遠遠大於被錄取的人數，時刻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早熟的國家，科舉自存在之日起，就與弄虛作假、營私舞弊聯繫到了一起。而統治者為了維護形象，選拔出真才實學的人才，也制定各種考場規則，全力採取措施確保考試的公正性和錄取的公平性。這樣，一方面是花樣形式不斷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嚴格的考試紀律和嚴厲殘酷的懲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丁酉鄉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序幕。少年天子順治皇帝去年剛剛順利冊封紅粉知己董鄂妃為皇貴妃，心情大好，突然決定有所作為，要對科舉加以整飭。丁酉的前一科，順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稱「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幸，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見聞雜記》）。順治皇帝有所察覺警惕，因而不但在選派主考官上格外費心，還事先對考官們告誡說：「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語氣十分嚴厲。然而，科場積弊由來已久，似乎誰也沒有太把年輕皇帝的話當回事。
從鄉試，到會試，再到殿試，這是種層層上升的制度，越往上，關防越是嚴密，作弊越難。且會試、殿試均是在皇帝腳下舉行，鎮之以天子之威，行賄者和受賄者均不敢輕易嘗試。因此，在幾級考試中，鄉試就成為最容易產生科場關節的地方。
根據規定，凡國子監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學成者（即通過學政主考的歲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參加鄉試，人數不限。一些有錢人家的公子因讀書不熟，才思遲鈍，連秀才都考不中，本來是沒有資格參加鄉試的。但只要打通地方關節，公開納資捐錢，便可附名府縣學，或取得略勝於府縣學生員的國子監監生的資格，名正言順地取得參加鄉試的通行證，不必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