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滿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鏡子，一切都好，洗漱完畢，我打了兩個電話。
第一個電話，是打給那個差點被兒子推進河裡淹死的父親。由於他對孩子生活近乎專斷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態度，我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還有選擇的機會和權利，我決定再跟他談一談。
有些可惜，不過也是情理之中，我說了十幾分鐘，這位父親只回答：「謝謝，我會好好考慮的，給您添麻煩了。」傲慢而自負，就像太陽王路易十四面對他的臣子。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李詠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時，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這兩天也沒時間見你，真對不起，楊潔的事，給你添麻煩了。」
「楊潔情況挺好，李哥你暫時可以安心了。」
「是是，我也聽她姐姐念叨來著，多虧了您。您是不是要說評估的事情？那東西，有時間就做，沒時間就算了，沒關係的。」
評估，是我向當事人或家屬提交的一份報告，涉及病人目前階段的狀態評述，與診斷書稍有不同。鑒於楊潔自殺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評價自殺者的原則，所以這類東西只能給家屬看。
「不，我給你打電話，是為了別的事。」
電話那頭，他遲疑了片刻，「是不是該付治療費了？還是您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請儘管說。」
「好，李哥，我很關心你現在的處境，所以，如果您有什麼煩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談一談。」
「談一談？」他顯然被我弄糊塗了，反問道，「怎麼，你是說我也要看病嗎？」
「您誤會了，我沒說您有病。我只是覺得或許您有些地方也會需要幫助。你和楊潔的離婚，是誰先提出的？」
「是我。」他好像有點聽明白了，頓了頓，「對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訴您。是我提出來的。」
「您告訴過我。我只是想說，很多人都把婚姻關係過度簡單化了。」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臨破裂，其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觀者，也就是親友的眼中，總有一個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現實生活中，兩人同時說拜拜的情況並不常見。
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誤解的人。他們需要承擔內疚、恐懼和離婚後同樣的痛苦（第三者情況除外，不在本案討論中）；並且，他還會被誤解成自私的人，是個「拋棄愛人」的人，他一點兒都不忠誠！總有些人，會落井下石地去打擊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沒有這麼殘酷，他們也往往會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場上，故意漠視提出者。
到底誰對婚姻最不滿？到底誰才是受傷最深的人？誰竭盡所能想讓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況外，往往試圖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說的提出分手的人。當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優勢。他們已從情感的驚濤駭浪中上了岸，下了決心，不再白費力氣掙扎於破裂的感情中；他們可能已經對分手後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們仍然最可能是被親友拋棄的人。
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被拋棄的人，能很輕易地從家人朋友那裡得到同情，儘管他們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潛在始作俑者……因為在婚姻最後的戰役中，他們被要求離婚，被「拋棄」，因此得到了良心道義和輿論上的最大支持。他們受到格外的關照，總是有人圍在身前身後。然而，過度的關照和同情，反而會成為邁向獨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礙！楊潔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殺之後，關注楊潔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還包括那個慫恿她找大師的朋友——沒準人家也是好意。
然而，離婚的雙方其實都是受害者。我試圖合理地，不帶感情色彩地告訴李詠霖，從離婚到楊潔自殺的前前後後，他始終都是那個沒得到支持的人，他還需要盡所能地養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開銷。
於是，我很關心他，希望能和他談一談。
最有趣的是，幻覺認清這個問題，比我的意識要早。John把這稱為一種「天賦」，他說：「你的幻覺超前於你的意識，這就是你的天賦！你會對天賦耿耿於懷嗎？當然，它來勢洶洶，也許會讓你有些驚恐不安！」
李詠霖耐著性子聽我把話說完，反問道：「怎麼，現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嗎？對不起，艾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理解，可楊潔才是真正該接受幫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兩個字上。
「我是很認真的，李哥。你說得對，楊潔的確需要幫助，我也正是這麼做的。我們每周見兩次面，直到她的自殺危機不那麼嚴重，之後，我會更加關注離婚後她生活的重建，相信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裡，會取得很好的收效。但是，你正在陷入困境，我也能感覺出你心煩意亂的痛苦。我想如果你能找人傾訴和幫助，這個情況就會有些好轉。如果可以的話，我還能托朋友給你開一些很溫和的鎮靜劑，效果不錯，也沒什麼副作用。」我說。
可李詠霖的聲音似乎強作鎮定，電話里還傳出一陣笑聲，好像把我看成是個善良卻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他笑著說：「謝謝你，艾先生，你真是個好人。可是，我沒有心煩意亂呀！很少有什麼事能讓我煩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觀點不同。你拒不接受幫助，我又沒說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給你些幫助而已。談一談，有什麼壞處呢？」
「不，」他毫不遲疑地反駁說，「艾先生，你大概是弄錯了，不能把楊潔和我相提並論。我和她一個是水，一個是火，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我是水還是火？」這一刻，不知為何他突然爆發出一種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我反問道：「你還愛著楊潔吧？」
「不不！愛，還有什麼愛可言？」他立刻否認，並且信誓旦旦，「你這麼想可不對，艾醫生！」他突然這樣稱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遠，頓了頓，他又說，「我不知道這其中有多少是責任，又有多少是從需要出發的。我好像需要承擔對楊潔的負擔。也許這是你沒有小孩的緣故，你很難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說不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出於一些原因，才堅持希望楊潔能好起來。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誤會，我和她玩完了！徹底玩完了！這就意味著，我們過不下去了，也說不上還有什麼愛，她能被治好，孩子能有一個正常的媽媽，那就夠了，其餘的時間，我會儘可能躲著她。」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他花費財力精力想要治好她，就是為了躲著她？如果是這樣，那乾脆讓她自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認自己這個念頭有些不人道，但事實就是如此簡單。楊潔的死與生，好像只是存在於李詠霖責任感裡面的一部分，至於孩子，彷彿是在混淆視聽，我很懷疑對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媽媽是不是真的能有什麼影響——何況，李詠霖顯然不希望楊潔接觸女兒。
我沉吟一陣，打算把問題說得更明確一些：「李哥，你在逃避問題。我並沒有和你討論楊潔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說，也許你需要個可以傾訴的對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別人也沒有問題，但你確實需要這種幫助。」
而李詠霖威風地宣稱：「水到頭來乾涸在泥土裡，火熄滅於柴火堆，廢料全被扔進了垃圾箱。心理學是那麼嚴謹的科學嗎？說真的，艾醫生，我壓根兒就沒當回事。但是我知道你能力很強，才認為你能幫助楊潔，而不是讓你來幫助沒病的我，這有點兒像是無病呻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沒把話說完，似乎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胡言亂語，我聽到話筒里一陣急促的喘息，他在考慮著如何才能收場。
也許他是想到了一個問題——這樣對我說話是不恰當的——我會不會怒火中燒，因此起了邪念，去惡意影響他的前妻？
這番擔心是多餘的，我早就習慣了，所以我搶先說道：「沒關係，李哥，隨便您怎麼說吧。請記住，如果有一天需要幫助，就聯繫我吧，這句話一直有效。」
我們像敵人似的，假裝握手言和，很友好地道了別。
掛上電話，我坐在沙發上無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醫院裡實習的日子，有一天，派出所送來個貪杯的酒鬼，三天沒進食了，虛弱得厲害，高燒40度，脈搏每分鐘155，並伴隨嚴重的脫水。這個酒鬼神經兮兮，或者是燒得糊塗了，始終認為醫院是日本的殺人營，所以他打罵醫護人員，粗言穢語不堪入耳；他堅持要逃走，認為那是逃出殺人營的唯一活路。
我們該怎麼辦？任由他跑出醫院在大街上晃蕩，直到痙攣脫水而死？還是不顧他的個人意願，強制安排住院，給他服用大量的鎮靜劑，最後把病治好？
用不著太多討論，誰都知道後一種做法是合適的。儘管他不認為自己有病，不接受醫生診斷，但他病情的嚴重是千真萬確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