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無數的兩難問題，漢斯偷葯算是其中的一個——關於懲罰與良心關係的平衡原則。而這裡有了另一個：一位貪杯的醉鬼，已經三天不曾合眼了，虛弱得像一根搖擺的電線杆：高燒四十度，脈搏每分鐘一百四十五下，並伴隨了嚴重的脫水，被人送進醫院。可是，酒鬼卻把醫院當做是日本集中營，竭盡全力地想要逃離此地。那麼，人們該怎麼辦呢？是任由他跑出醫院逃到大街上，直到痙攣脫水而死呢？還是不顧他的個人意願，強制他住院，給他灌下大量的鎮靜葯，最後把病治好呢？
斯皮德的觀點很明確，應該採用後一種方案。因為，儘管當事人不認為自己有病，也不接受醫生的診斷，但他的病情嚴重在事實上是確定無疑的。人們都知道，看不清真相，否認自己的病情，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
同樣，這個問題可以泛化——這也是斯皮德所要表達的觀點——無法認定自己的人格失常、目的不純，也是惡人的一大特徵。
惡人拒絕承認本身有罪的現狀，也拒絕承認本身有罪的痛可；於是，在經過投射以及找人頂替的途徑中，將痛苦轉嫁給別人，這些人也許因此不會受到痛苦的困擾，卻把周圍的人拉下了水，因此，惡人製造出了一個病態的環境。
許多人不願意把邪惡當做是一種疾病，理由在於邪惡是無葯可治的。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項事實：即使多種細胞硬化症和心理缺陷（賽斯·沃勒同時兼顧了這兩個問題）都是不可治癒的，人們卻稱它們為疾病。斯皮德現在為他的朋友，找到了第三種疾病——那就是邪惡！並且，隨著兩人分歧的不斷加劇，爭論變成了爭吵和指責，隨後，導致了兩人的分道揚鑣。
這些內容，是隔壁的化驗室加班人員，聽到實驗室里兩人愈吵愈烈而不斷攀升的聲調之後，進行的總結。楊克·拉爾夫徹底被這些言論搞得暈頭轉向了。他無法想像，親密得已經形成了默契的賽斯與斯皮德，到底為什麼為一個涉嫌「邪惡」的觀念問題而打得「頭破血流」，最終不歡而散。
斯皮德盛怒之下，當晚便趕往機場，弄了張返回邁阿密的機票；而賽斯，則獃獃地陷進沙發中，思考了整整一宿……
事情的起因，需要回溯到那天下午，斯皮德檢驗出了枕頭裡暗含的「死亡面具」，從而證實了賽斯堅持的觀點——漢考克是被人謀殺的。
賽斯因而興沖沖地對斯皮德微笑：「聽著，呃，老夥計，我一直有一個猜疑，你來聽聽它是不是合理。」
「得了吧，」斯皮德嬉皮笑臉地擺擺手，「別來這套，人們這樣說的時候，往往是他自己已經打定主意，只是想隨意找的什麼人來附和一下。」
兩人隨即都笑了一陣，可那個猜想就暫時擱淺了。
原因在於，兩人接到了楊克的通知——關於文森特指紋上的傷疤的發現。斯皮德因此接到了新的檢驗工作——關於兇器上的指紋的再次化驗；而賽斯，則敏銳地嗅到可能由此引發的政治問題，他不希望年輕的楊克升任了偵探長，也一併繼承了漢考克的過錯，而成為替罪羊。他馬不停蹄地找到了文森特的律師赫拉·肯，勸說他打消了對警察局證物失察的起訴念頭。
等到賽斯回來，已經是晚上九點多。斯皮德完成了化驗工作，正靠在沙發里打盹兒。
斯皮德睡得很輕，故而賽斯一進屋，他就醒了。「說說你的猜想。」他沖了兩杯咖啡，擺在沙發邊的小茶几上。
賽斯花了幾秒鐘來整理語言邏輯：「在見到菲瑪太太之前，我就已經開始懷疑一些東西了。一切證據都毫無疑問地指向了文森特，對吧？」
「是啊，那怎麼了？」
「你或許不了解文森特，但我和他是多年的同學，文森特並不傻。所以，拋開第一被害人不談，他至少不該跟瑪格麗特上床之後，立刻幹掉她，即使他有必要這麼做，那他也不該傻乎乎地在賓館留下自己那麼多痕迹。這一點不合常理。」
「對，就像漢考克的案子，除了一個塗抹掉的唇吻——那可能是漢考克端起杯子，硬給兇手灌下的，為了不讓被害人起疑心，兇手只得照做了，但她離開之前，還是擦拭了被子。」
「對，所以我們只找到了口紅的成分，而無法復原那個唇印，」賽斯從口袋裡掏出了一支口紅，搖晃一下，又放進口袋，「我在回來的路上買。接著說，文森特至少不應該傻到連自己留下的痕迹都不處理一下就離開賓館。也許一個衝動型罪犯會如此疏忽，但計畫好的謀殺案不該如此。」
「不錯。還有在兇器上發現的指紋，過於清楚明顯了，這和布置在房間里的兩處炸彈相矛盾。」
「嗯，所以，我一開始就懷疑文森特作為兇手成立的可能性，既然不是文森特所為，那麼必然有人嫁禍。可這樣的嫁禍也有點過於複雜了，另外，在屍體的處理上，也有些不對勁。」
「這很有意思，說說看。」
「如果換成你我要嫁禍一個人，會怎麼做？」
「嗯，這倒是個問題，」斯皮德不好意思地笑笑，「很多人年輕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衝動，對某人不滿啊什麼的。所以呢，儘管不會去實施，但心裡會存有些比較邪惡的念頭。」
「說得對。」
「嗯，如果是我的話，我想我會跟蹤調查。」
「說得更詳細一點。」
「我會跟蹤想要陷害的人，弄清楚他和誰的關係最親密——而且，這種親密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最好的下手時機，應該是在他與那個親密的人，一起消失在眾人的視野之後，幹掉被害人，同時，確保在這個時間段里，我要嫁禍的人，缺乏能夠證明他不在現場的證人，這樣就足夠了。」
「是的，一般人都會這樣來思考問題。這就形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本案的被害人，屍體都被處理過——當然，第一被害人不是，可她被丟棄在一個隱秘的地方，直到腐爛到無法辨認才被發現。這樣的做法，如果文森特是兇手，倒還說得通；但如果是嫁禍，就有些奇怪了，警察局很難辨認出被害人的身份，而且時間拖得太長了，即使這兩名被害人都有親屬，他們可能也無法記清，被害人最後是和什麼人在一起，準確的時間也不好確認。」
「對，這是個問題。」
「因此我有了一個大膽的猜想，既然兇手這麼做了，那麼必然有他這麼做的理由——兇手也許正是要混淆這個時間點。」
「此話怎講？」
「為了便於他自己混入證人隊伍。」
斯皮德因此沉默了，證人隊伍……
「是的，證人隊伍。這兩名被害人，人際交往完全相反，一個寡然索居；另一個濫交墮落。兩人的共同點只有兩個，第一，沒有特別親近的親屬和朋友，缺乏明確證人；第二，她們都與文森特存在關係。而案件由於漢考克的獨斷專行，我們不大清楚那個潛在的證人是誰，但回憶一下，當我們初到普利茅斯的第一天，誰來警察局找過漢考克？」
「雷那德·布萊恩？！」斯皮德為之動容。
「的確，我們知道的僅有雷那德一個人。不過，當時，我還並沒考慮到這些問題，觀點形成於見到菲瑪太太之後。」
「嗯，繼續說。」
「你知道，一個人的犯罪理念，以及足跡，往往能在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找到痕迹。比如說，一個施虐殺人者的童年，可能是在被父親虐待的家庭暴力環境中養成的不健全性格。我曾經注意過一個案件，殺人者大約對五十名以上的殺人案負責。但是很奇怪，在他殺死的五十多人里，只有一名女性，而他還是給她『來了一個痛快的』，不像其他的男性被害人，經受了多種折磨——很多人，是在被放血之後，被耗子活活吃掉的！我觀察了他的家庭背景，得出他是在報復被父親虐待的結論，而他對於女性的仁慈，是由於小時候，母親為了保護他，也經常遭受父親的虐待。也就是說，她和他是『站在一條船上的』。」
「嗯，這是你的領域，我略知一二。」
「本案採用的手法極為複雜，複雜到了不可理喻。兇手沒有必要做出那麼多儀式化的東西，比如割下大腿。但我們不知道兇手的身份，所以只好從文森特的過去來查證。首先，我從不曾聽文森特說過自己的父母，其次，菲瑪太太在幾年前預示了這場災難。可以說，菲瑪太太那裡藏有過去的秘密。接下來的，我們都知道，肖恩、萊瓦德以及吉恩的三角關係。」
「是，但這和雷那德有什麼關係？」
「肖恩被關進監獄，是在一九七O年，我和文森特相繼出生。當然，我是在中國，而文森特在美國，他是肖恩與吉恩的孩子，如果以一九七O年作為元年開始向後書，那麼第五年發生了一件大事——肖恩因為牢獄之災受牽連而死掉了。我們查過他的墳墓，不合邏輯的囚服給了我新的懷疑，肖恩還沒有死。而在第六年，文森特的生母，便一命嗚呼了。」
「對，但是我們查過了，她並不是死於中毒。」
「是的，沒有中毒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