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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70年代起，外界開始更間接、也更強烈地侵入了實驗室和研究室的領域。因為世人發現，原來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在全球經濟爆炸之下力量更顯強大，同時卻對地球這個行星——至少就地球作為生命有機體的棲息地來說——產生了根本、甚至可能永遠無法挽回的深遠影響。漫長的冷戰年月里，人們的腦海及良心，都被籠罩在人為核戰爭的災難惡夢之中。可是眼前的生態災難，卻比核子更令人心不安。因為美蘇間一場世界核大戰，畢竟可以想法避免，而且最後事實證明，人類的確逃過這場浩劫。但是科學性經濟增長造成的副作用，卻沒有核戰爭那麼容易避開。1973年，羅林（HenryAugustus Rowland）與莫利納（Molina）兩位化學家，首次注意到在冰箱和新近大為流行的噴霧產品中廣泛應用的化學物質，氟氯碳化合物（冷媒，fluorocarbons），已經造成地球大氣臭氧層的減少。若在更早以前，這種變化很難發現，因為這一類化學物質（CFC 11和CFC 12）釋放的總量，在50年代初期之前，一共不到4萬噸。可是到1960－1972年間，卻總共有360萬噸進入大氣層。到90年代，大氣中「臭氣層開天窗」，已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了。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臭氧層將會多長時間告竭，會在什麼速度下，到達連地球的自然修復能力也無法補救的程度。人們也都知道，就算把CFC全部消除，它也肯定會再出現。「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一說——即在人為產品不斷釋放大量氣體之下，地球溫度將不可控制地繼續升高——於1970年左右開始引起認真討論，並於80年代成為專家與政治人物共同關心的第一件大事（Smil 1990）。這其中的危險性的確其實無比，雖然有時難免過於誇大。
大約在此同時，鑄造於1873年間的新詞：「生態學」——用以代表生物學的一支，處理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也開始獲得它如今眾所周知的「類政治」涵義（E．M．Nicholson，1970）。這一切，都是世間經濟超級增長和繁榮的產物（見第九章）。
種種煩惱憂心，足以解釋為什麼進入70年代，政治及意識形態再度開始環繞自然科學。更有甚者，這種外界壓力，甚至滲進科學內部，科學中人也開始進一步辯論，由實際及道德角度出發，探討科學研究是否有予以限制的必要。
自從神權治世的時代結束以來，這類問題從未被人如此嚴肅看待。疑問來自一向對人事具有直接牽連（或看來似乎有所直接牽連）的學科：遺傳學和進化生物學。因為在二戰後的10年之間，生命科學已在分子生物學的驚人突破之下，起了革命性的大改變。分子生物學揭示了決定生物遺傳的共同機制：「遺傳密碼」（geic code）。
分子生物學的革命成就，其實並不意外。生命現象，必須，也一定能夠，以放之萬物皆準的物理化學角度解釋，而非生命體本身具有的某種特異性質，這種觀念，1914年後已成理所當然。事實上，早在20年代，英國、蘇聯兩國的生物化學界，就已經提出基本模型（多數帶有反宗教的意圖），描述地表上可能的生命來源，始於陽光、甲烷（methane）、氨（ammonia）、水；並將這個題目，列入嚴肅的科學研究議程——順便提一句，對宗教的敵意感，繼續激發著這一行研究人員的前進：克里克和泡令兩人就是最好的例證（Olby，1970，p．943）。數十年來，生物方面的研究始終以生化為最大推動力，然後物理的份量也逐漸加重。因為人們發現蛋白質分子可以結晶，然後以結晶學的方式進行分析。科學家也知道有一樣稱作「脫氧核糖核酸」的東西，在遺傳上扮演著中心角色，也許便是遺傳之鑰本身：它似乎是基因的基本成分，遺傳的基本單位。基因（或遺傳因子），到底如何「造成另一個與它完全一樣的結構，甚至連原始基因的突變性質也原樣移植（Muller，1951）？即遺傳到底如何發生？如何進行？這個問題，早在30年代後期，即已成為學界認真探討的題目。到了戰後——借用克里克本人的話——「奇妙大事顯然不遠」。克里克與沃森兩人，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的雙螺旋結構，並用一個非常漂亮的化學機械模型，顯示這個結構可以解釋「基因抄襲」的作用。這一出色的成就，其光彩絕不因為50年代初期，也有其他研究人員獲相同結論，而有任何減弱。
脫氧核糖核酸的革命成就，「生物學上獨一無二的最大發現」（伯諾之語），隨之在本世紀後半期主導了整個生命科學的研究。基本上，它是以「遺傳學」為中心範疇，因為20世紀的達爾文學說，就是純粹以遺傳、進化為主題。但是這兩個題目一向以棘手聞名，一是因為科學模型本身，便經常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在內——達爾文學說，即受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Malthus）思想影響（Desmond／Moore，chapter 18）；二則由於科學模型，也經常反饋政治，為其添加燃料——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種族」的觀念，便是這種相互為用的最佳例證。納粹種族政策的不堪回首，使得自由派的知識分子（科學家多在此列），簡直不敢想也不能碰這個題目。事實上，許多人甚至認為，若對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由遺傳決定的差異，進行有系統的探究，可能根本有違正當的嫌疑；因為這類研究結果，也許會鼓勵種族主義的言論出現。更廣泛地來看，在西方國家裡，「後法西斯」時代的民主平等觀念，再度掀起舊日對「先天抑後天」、「自然或養成」（naturev．nurture）的爭辯，即「遺傳或環境孰重」的問題。簡單地說，個人的特質，兼受遺傳與環境兩面影響，既有基因的成分，也有文化的作為。但是保守派往往迫不及待，樂意接受一個一切由遺傳註定的社會，即無法由後天改變先天上的不平等。相反地，左派人士卻以平等為己任，戮力宣稱所有的不平等都可以用社會手段除去，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環境決定論者。於是爭議的戰火，便在「人類智慧」討論上爆發開來（因為它牽涉到選擇性或普遍性教育的問題），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質。智慧問題，遠比種族問題牽涉面廣，雖然它也離不開後者的瓜葛。至於到底有多廣？連同女權主義運動的再興（見第十章），於是有某些思想家進而宣稱，在「心智面」、「精神面」上，男女之間所有的一切差異，基本上都是因文化，也即環境決定而成。事實上時下流行以代表「文化社會性別」的「性」（gender），取代代表「生物性別」的「性」（sex）的風氣，即意味著「女性」在扮演其「社會角色」方面，實與男人無異，並不屬於另一種不同的生物性類別。因此凡是想涉足這一類敏感題目的科學家，都知道「他」自己必不可免地踏進了一個政治雷區。甚至連那些小心翼翼步入的人，如哈佛的威爾遜（E．O．Wilson，b1929），所謂「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的先鋒戰士，也不敢直截了當地把話說個清楚明白。
愈使整個情勢火上加油者，卻是科學家自己。尤其是生命科學中最具社會色彩的學科——進化理論、生態學、動物行動學，以及種種對動物社會行為進行研究的科目。他們未免過度喜歡應用擬人化的隱喻，動不動便把結論應用到人類身上。社會生物學家——或是那些將其發現煽風點火，進一步加以通俗化的人——表示，遠古以前的數千年里，原始男人作為一個獵者，被自然挑選出來，適應並養成其廣大生存空間中比較具有掠奪性的性格（Wilson，ibid）。這種物質，通過遺傳，甚至到今天依然牢牢控制著我們社會的存在。這下子惹惱的不只是女人，連歷史學家也大為不悅。進化理論家並將自然的淘汰選擇——視為生物學上的重大革命主張——分析成「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Dawkins，1976）從事生存競爭的結果。如此一來，甚至連贊同「硬性派」達爾文主義的人，也不禁感到茫然，到底遺傳基因的選擇，與人的自我本位、競爭合作，有什麼關係呢？於是科學再一次遭到批評圍攻，不過說來意義深長，這一回炮火卻非來自傳統宗教，只有原教旨主義團體例外——不過這批人的意見在知識上不值一顧。如今神職中人，也接受了實驗室出來的領導地位，盡量從科學性的宇宙天體學中，尋找合乎神學教訓上的慰藉。所謂「大爆炸」的理論，看在信者眼裡，豈不正是世界是由某神所造的證據？在另一方面來說，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文化革命，也對科學的世界觀發動一股屬於「新浪漫」（neo-romantic）、非理性的強烈攻擊，而且隨時可以由激烈先進，變得保守反動。
但是「硬性」科學純研究的中心碉堡，不像在外圍打野地戰的生命科學，很少為外界的攻擊所動。這種局面，一直到70年代方才改觀。因為如今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