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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0年間發生的演變，其實可以看成一場東歐革命。這種觀點似乎相當合理，更何況時間上正當1789年的200周年。至於就這些事件徹底推翻了當政政權而言，確也有其革命性質可言。然而革命這個字眼，雖然不失恰當，在此卻難免有幾分誤導作用。因為事實上，這些東歐政權沒有一個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蘭外，也沒有一國內部擁有一股力量，不論是有組織或臨時聚合，足以對當局造成嚴重的威脅。更有甚者，正因為波蘭有這一支強大的政治反對勢力，反而愈發保證其共產制度不會於一夕間突然倒閉。相反地，波蘭是通過不斷協商改革的過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這種情況，與1975年佛朗哥將軍去世之後，西班牙過渡到民主政體的安排頗類似。而當時各東歐衛星國面對的最大威脅，只可能來自莫斯科，可是後者已經將心意表露無遺，絕不會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樣，插手管它們的閑事了——也許是因為冷戰已奏尾聲，它們對蘇聯的戰略地位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吧。如果這些國家還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來，它們最好趕緊追隨波蘭和匈牙利共產黨的自由化、彈性化改革路線。同理，莫斯科也不會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幫它們強迫死硬派屈服。總而言之，它們現在全得靠自己了。
蘇聯撒手不管，愈發造成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破產。它們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過因為多少年來，它們已經在自己周圍製造了一個真空地帶。持不同政見者除了移居國外（如果有可能的話），或由知識分子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體之外（人數極少），在現有狀況之下，共產黨政府的權力並沒有第二種勢力可以取代，眾多的東歐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為他們沒有第二條路可供選擇。但凡有活力、有才幹、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體制內工作，因為所有需要這些能力的職位，甚或任何能讓他們公開發揮才能的途徑，都只在體制內部存在，或得到體制的允許方可進行。即使連那些與政治無關的活動，如撐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這項原則，甚至延伸到登記在案註冊許可的反對團體，主要是一批文人（共產黨的體制漸衰，才允許這些勢力公開存在）。可是這些不曾選擇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見作家，卻在共產主義失勢之後吃了苦頭，發現自己被人列為舊政權的同謀。難怪多數人寧願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雖然如今權威已逝，不滿的聲音不再受到嚴厲處罰——這種過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現出對體制依舊支持的行動，如行禮如儀的投票或遊行。但是在骨子裡，只有天真的小學生還信仰這個體制。舊政權倒台之後，飽受眾人憤怒抨擊，其中原因之一，即在於：
在那些裝飾門面的選舉中，大多數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為了避免不愉快的後果——雖然並不很嚴重。他們參加硬性規定的遊行活動……因為警方輕而易舉，就可以招來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點小小壓力，後者便同意從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表面儘管屈從，卻少有人真心相信這個體制，也無人對它保持忠誠，甚至連當政者也不例外。但是當最後群眾終於不再被動，開始喊出他們的不滿，當局顯然大吃一驚——這驚愕的一刻，已經永遠捕捉在錄像帶上。即1989年12月間，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面對滿地群眾，不想眾人發出的竟是噓聲，而非忠實掌聲——可是令共產黨首腦驚奇的事情，並不是人民的不滿情緒，而是他們竟然付諸行動。於是當出現民意難違的那一剎那，沒有一個東歐政府下令開槍，各政權都自動悄然讓出大權。只有羅馬尼亞例外，其實即使在那裡，臨垮台前的抵抗也極短暫。事實上，它們也許再不能重奪政權，而且也沒有一國作此嘗試。各地的極端共產黨派，更沒有一人起來為他們的信仰——甚至為了這40年來成績其實不算平平的幾處共產黨統治——戰死在壕溝裡面。因為如果他們起來作戰，到底是為了捍衛什麼呢？是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已經遠落後於西方鄰國，如今更一路下滑，證明完全不可救藥，連認真改革及高明處方都回天乏術的經濟呢？還是那一套在過去，曾經支持其共產黨前輩奮鬥，如今卻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謂「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並註定取而代之」的那個體制呢？事到如今，還有誰再相信這個天方夜譚？——雖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這段理論看來並非不可行。如今即使連共產黨國家，也不再聯合一致，有時甚至還彼此交戰（如1979年的中越之戰），因此還可以再談什麼「共產主義陣營」？舊日理想如今僅存的希望，只有那十月革命的國度——蘇聯——依舊是全球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事實了。也許只有中國除外，其他所有的共產黨政府，以及第三世界眾多的共產黨派、政權及運動，大家都很清楚，幸虧有這位大哥大撐場面，才能與對方陣營的經濟及戰略霸勢相抗衡，挽回一點平衡局面。可是如今的蘇聯再也不能負荷，顯然決意卸下這項政治軍事重擔。甚至連那些並不依靠莫斯科為生的國家，如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也頓然感到若有所失。這才發現蘇聯一去，損失多麼重大。
無論如何，在東歐，一如在蘇聯，過去一直靠舊信仰支持的共產黨人，如今已成過去。1989年時，但凡年紀在60歲以下者，已經沒有幾個人還有著把共產主義與愛國情操併為一體的經驗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地下抵抗運動——至於50歲以下的人，更少有人對那個時代有第一手的親身記憶。因此當政者的合法地位，完全要靠官方辭令及老一輩話說當年軼事來維持。上一代之外，甚至連黨員本身，也可能不再是舊意義的共產黨了；他們只不過是一批事業有成的男男女女（哦，女性實在很少），而他們所在的國家，剛巧是由共產黨統治罷了。時辰一變——如果情況允許——他們二話不說，立刻便會改投門派，換上不同的行頭。簡單地說，主管蘇維埃衛星政權的人們，早已失去了對本身制度的信心——也許從來就不曾有過。如果這套系統還能運轉，他們就繼續運轉它。待到形勢明朗，連蘇聯老大哥自己都砍斷纜繩，任它們漂流而去，改革派政權便試著謀求和平轉移（如在波蘭和匈牙利）。強硬派則仍然堅持到底（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一直到大勢已去，人民顯然不再服從聽話，才棄械投降——雖然事實上它們依然可以指揮軍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情形，原有的共產黨政權一旦認清自己氣數已盡，便都靜靜地自行下台。這一招，無形中卻正給了西方宣傳家一記耳光。因為後者早就一再辯稱，要「極權政權」自動地安靜交出大權，無異緣木求魚。
短時間內，取而代之者是一群代表著不同聲音的男女（在此，女性再度極少），或是那些曾經組織過，甚或成功地號召過群眾起來示威，向舊政權發出和平退位信號的人。除了擁有教會和行業工會作為反對力量基石的波蘭之外，上述人士多為某些極有勇氣的知識分子，並屬於階段性的領袖——而且正如1848年革命時（作者正好想起這個先例），多屬於學界中人或文人——一時之間，發現自己忽然變成一國人民的領導，於是屬於不同政見的匈牙利哲學家、波蘭的中古歷史學者，便都被列入總統或總理的考慮人選。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位劇作家哈韋爾（Vaclav Havel）真的當上總統，身邊則圍繞著一群奇奇怪怪的顧問，從醜聞不斷的美國搖滾樂手，到哈布斯堡貴族家族成員——施瓦岑貝格王子（Prince Schwarzen－berg）。有關「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討論，在各地掀起一股如海嘯般的浪潮——即由市民志願團體或私人性質活動的大結合，取代以往權威政府的角色。此外，眾人也紛紛談論，如何重返起初的革命原則，恢複它的本來面貌。啊，就像在1848年一般，這一刻自由與真理的火光卻不曾久存。新氣象一閃即逝。各國政治，以及它們的執政職務，不久便復歸那些通常原來就會佔有這些職位者的手中，擔負特殊使命而起的「陣線」或所謂「市民運動」，正如它匆匆而生一般，便曇花一現地倏忽謝去。
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蘇聯。蘇聯共產黨及政府的傾覆，一直到1991年8月之前，進展都較緩慢。「重建」政策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戈爾巴喬夫的遭民眾反對，都一天比一天更為明顯。然而西方對蘇聯國內的現象卻不曾認識清楚，對戈爾巴喬夫始終保持著極高（其實也應當）的評價。種種演變，使得這位蘇聯領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背後密謀行動，不時在蘇聯政治走上議會化之後興起的不同政治群與權力群中，改換並選擇戰友，這種做法，使他失去了早先與他並肩作戰的改革派的信任（後者在他一手扶持之下，已經成為一支對國事舉足輕重的力量），而權力已經被他一手擊破的黨的集團，對他也同樣疑懼叢生。戈爾巴喬夫，在過去與未來的歷史上，都是一名悲劇人物，是一名如「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II，1855-1881）般的共產黨版「解放者沙皇」（Tsar－L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