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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以兩項口號，發動他改造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運動，一是「重建」，政治經濟並行；一是「開放」。
結果證明，在重建與開放之間，卻有著不可調解的衝突存在。因為唯一能讓蘇聯體制運作或轉型的事物，就是沿襲從斯大林時代的黨政合一發號施令的結構。這種結構，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國歷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從上而來，可是在此同時，黨和國家本身的結構，卻成為進行改革的最大障礙。這個系統是由它所造，它也為此調整適應，它在其中有著極大的既存利益，現在要它為這個系統找出第二條路，實在是強其所難。當然，現實的障礙絕對不止這一項；而且歷來的改革派（不獨俄國），都喜歡把國家人民反應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體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卻不能否認，那就是對於任何重大改革，國家機器都多半反應遲純，骨子裡更藏著一股敵意。「開放」的目的，即在動員國家機器內外的支持，以對抗這種反抗勢力。但是如此一來，卻正好毀掉了唯一還可以行動的一股力量。我們在前面也曾提過，蘇維埃的制度及運作方法，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軍隊民主化，並不能改進它們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這個軍事化的系統，那麼在動手毀掉之前，就應該仔細籌劃，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統建立起來，否則改革非但不能帶來重建，反而導致崩潰。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便是陷在「開放」與「重建」之間，日益深刻的斷層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開放」，遠比「重建」，更具有確定的內容。開放，意味著引進——或重新引進——一個建立於法治與公民自由之上的憲政民主體制。背後的涵義，便是黨與政的分離，並將加大政府的作用，由黨還政於國家（這一點當然與斯大林興起之後的發展完全背道而馳）。如此一來，自然導致一黨專政系統的結束，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從此告終。這種結果，顯然也意味著「蘇維埃制度」將在各個層級復活——可是這一回，卻將通過真正選舉誕生的代表組成，層層相沿，一直到位於最上一層的「最高蘇維埃」。後者則將是一個具有實權的立法議會，而強大的行政部門的權力由它所授，同時卻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事實上，新的憲政體制最後也真的設立了。可是新經濟的改革系統，在1987-1988年間卻幾乎不見成形。因為第一，私營小企業——即「次級經濟」的多數形態——合法化的推行不見誠意。第二，原則上卻又決定讓那些永遠賠錢的國營事業自行破產。經濟改革的高調，與日走下坡的經濟現實的鴻溝只有越來越深。
這種狀況實在危險已極。因為憲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將現有的一套政治機制換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於新制度到底該做些什麼事情，這個問題卻未獲得解答。不過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決策過程，顯然比軍事號令系統累贅多了。對多數人來說，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陣子就有一次選舉，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選擇；而選舉之間，也有機會聽聽反對人物批評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據的準繩，並不在於經濟的大原則為何，卻在它日復一日的日常表現，其成效可以輕易指明並測量——判斷的標準，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所謂成果，就表現在他們的實際收入、為收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接觸範圍之內商品勞務的數目種類，以及獲取的難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經濟改革家們對自己所反對、所要掃除的事物，雖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積極的另一面上，即他們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那個由公私或合作經營的大小企業，在經濟上有生存力，在運作上有自主權，並在「經濟決策中心」的總體統籌之下配合無間的經濟社會——卻終始只是空論的高調而已。這徒然是一種理想，表示在魚與熊掌之間，改革派想要兩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一方面又不失去社會主義的優點。但是實際的方法為何，如何才能把一個由國家主導中央號令的經濟體制，過渡成為理想中的新制度，卻沒有人有半點主意。同樣重要的是，在這個可想見的未來必然有公私營制度並行的經濟體系里，到底該如何動作，同樣也無人知曉。撒切爾和里根派的極端自由市場主義，之所以吸引年輕的改革知識分子，就在它提供的處方不只是一劑猛葯，同時也許諾他們，所有的毛病都將迎刃而解，自動痊癒（結果它並沒有這種靈效——其實事先就該料到）。
最接近戈爾巴喬夫一派改革家理想的藍圖，恐怕要數1921－1928年間的「新經濟政策」了。當年的模式，留下了幾許模糊的歷史記憶。說起來，這項政策畢竟「卓有成就，在農業、貿易、工業、財政諸方面都頗有一番復興氣象，於1921年後維持了幾年的好時光」。同時它也「靠市場之力」，重新使一個已經崩潰的經濟恢複健康（Vernikov，1989，p.13）。更有甚者，從毛澤東路線停擺以來，一項極為類似的市場自由化和地方分權化政策已在中國開花結果，獲得了驚人成就。80年代中國的國民生產總額的增長，僅次於韓國，每年幾乎平均高達10％（World Bank Atlas，1990）。反觀20年代的俄國，民不聊生、科技落後，且大部分為農業；而到80年代的蘇聯，卻已經高度都市化和工業化。但是國中最為先進的工業部門，即軍事-工業-科學的大結合體（包括太空計畫在內），卻只能依賴那獨一無二的唯一顧客。如果說，假定80年代的俄國一如當年，80％的人口仍為農民（就像80年代的中國一樣），「重建」效果可能就會大不相同。因為在一名農村居民的心理，今生對財富的最大野心，恐怕便只是擁有一台電視機——可是早在70年代，蘇聯就已經有七成的人民，每天平均觀看一個半小時的電視了（Kerblay，pp．140－141）。
但是中國固然在時間上有著落後，這一點卻不能完全解釋兩國在「重建」效果上的顯著對比。至於中國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著他們的中央號令體制原狀不變，也非造成兩個差異的全部原因，遠東的文化傳統，到底對中國人有何幫助？能夠在無論哪一種社會之下，都對經濟發展產生動力？這個問題，就得留待21世紀的史學家去探索了。
1985年時，有沒有人認真以為，6年之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及它的共產黨，即將不存於世？事實上，連歐洲其他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也都會一起消失？從西方政府對1989-1991年間共產黨世界的失敗完全沒有準備的跡象看，他們所做的種種預言，所謂西方的意識思想大敵即將覆滅云云，其實只是把平常的公開辭令小做修改而已。事實上將蘇聯加速逼近斷崖絕壁的真正原因，是「開放」導致的權威解體，以及「重建」對原有機製造成的無盡破壞，兩者相乘，卻不曾提供另外一個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發下降。同時，蘇俄卻又走上多黨制的選舉政治，全國終於陷入無主的經濟混亂：自從計畫經濟問世以來，俄國頭一回不見五年計畫（DiLeo，1992，p 100n）。種種因素湊在一起，造成高度的爆炸力，蘇聯政治經濟一統的薄弱基礎，至此完全破壞無遺。
因為此時的蘇聯，正在結構上快速地步向地方化，尤以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多年歲月里發展最快。它的各個共和國之所以還能聯合，主要是由於集合全蘇聯存在的黨政軍制度及中央計畫所致。然而在事實上，蘇維埃聯盟只是由「自治封建領主」組成的一個體系，各個地方上的首領們——即共和國的黨書記、其手下的地方司令，以及維持經濟運轉的大小生產單位主管——只有在對莫斯科黨中央機器的依賴這一點上結成一家。後者對他們具有提名、調職、罷黜、選舉的權力，以視需要完成莫斯科「精心設計」的計畫任務。在這些極為寬泛的許可權之內，各地首腦其實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力。事實上，要不是有著那些負責實際業務者發展出一套作業網路，在中央之外建立了側面的橫向關係，蘇聯經濟根本無法動作。在蘇聯名義上的中央計畫表相內部，實際進行的手法，卻是各地同病相憐的地方幹部，以協商、交換、互惠的方式彼此幫忙，這套系統也可稱為另一個「次級經濟」。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蘇聯日趨成為一個複雜的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之際，那些擔任實際生產、分銷及民生任務的事務中堅，對於高高在上的政務官及純粹黨的官員，顯然愈來愈離心離德。因為後者雖然是他們的上司，但是除了中飽私囊以外，職務及功能卻不清楚——勃列日涅夫當政時代，這些人當中營私舞弊者大有人在，而且其索求無厭，常令人嘆為觀止。人們對特權階級貪污現象的反感越來越重，於是促成要求改革的原始動力。而戈爾巴喬夫的「重建」政策，也獲得經濟部門的幹部支持，尤其是那些在軍事-工業生產單位服務的人，更衷心希望這個在效率上停滯不進、在科技上麻痹不靈的經濟體系，在管理上能夠有所改進。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經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