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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過了經濟，現在我們轉過來看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因為正是政治問題，造成了東歐與蘇聯走向1989－1991年的解體。
政治上，東歐是蘇聯體系的致命要害，而波蘭（匈牙利亦然，不過程度較輕）更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我們已經看見，自從「布拉格之春」以後，這一地區的大小附庸政權，顯然都已失去其正統的合法地位。它們之所以繼續維持，完全是在國家的高壓之下，並有蘇聯干涉的威嚇作為後盾——或如匈牙利那種屬於最好的情況，賜予人民遠超東歐其他國家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相當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殘喘，可是很快又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癱瘓。然而，除了波蘭例外，各國卻難有重大的組織性政治力量或公開反對派出現。波蘭因有三項因素匯合，使得這個力量得以產生。其一，該國輿論甚為一致，因為眾人不但憎恨當朝政權，並且有反俄（並反猶）情緒，故能在羅馬天主教意識挂帥的波蘭民族主義下聯合。其二，教會在波蘭境內，始終有獨立的全國性機構。其三，波蘭的工人階級，從50年代中期以來，先後靠大規模罷工多次證明自己的政治實力。長久以來，波蘭政權早就聽任民情，默許容忍其行動，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跡象——如1970年的罷工，即令當時的共產黨領袖下台——只要反對者不會形成組織性的力量即可。雖然政權本身施展的範圍，事實上已經縮小，瀕臨危險關頭。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蘭當局開始面對一股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化勞工運動，這股勢力，不但有精於政治運動的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作為後盾——主要以「前馬克思主義者」為主——以有企圖日益擴大的教會支持。而教會之所以受到激勵，是因為1978年羅馬天主教選出了歷史上第一位波蘭籍的教皇，即保羅二世所致。
1980年，行業工會的運動「團結工會」大奏凱歌，事實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罷工為武器的全國性公開反對運動。它的勝利，證明了兩件事：波蘭的共產黨政權已山窮水盡，但是它卻又不可能被群眾騷動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會曾與國家默默合作，悄無聲息地抑止了一場蘇聯武裝干涉的危險（蘇方其實正在認真考慮插手），雙方同意實行幾年戒嚴，由武裝部隊司令維護政局。後者既有共產黨的身份，又擁有國家合法地位，應該可以說得過去。於是由警察而非軍隊出面，治安迅速恢複。但是對經濟難題始終一籌莫展的政府當局，卻沒有任何良策對付那繼續存在、並作為有組織的輿論宣洩口的反對勢力。眼前只剩下兩條路：不是俄國人決定插手，就是當局讓位，放棄一黨當家的局面。但是當其他衛星國一面緊張地注視波蘭局勢的發展，一面也徒勞地力圖阻止本國人民起而效尤之際，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蘇聯再也沒有前往干預的打算了。
1985年，一位熱情的改革者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出現，其實並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纏身的前總書記蘇俄安全頭子安德羅波夫（Yuri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時代早在一兩年前就開始了（安德羅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經與勃列日涅夫時代劃清界線）。蘇聯的軌道內外，所有其他共產黨國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轉變勢在必行。然而，即使對這位新的總書記來說，改革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卻依然一片朦朧。
為戈爾巴喬夫所聲討的「停滯年代」，事實也是蘇聯精英階級處於激烈政治文化動蕩的年代。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蘇維埃聯邦階梯頂層（即真正決定、並唯一能決定政治方針的所在），以及自我選拔誕生的共產黨頭頭；同時也涵蓋人數相當多、受過教育及技術訓練的中產階級；以及實際負責國家運轉的經濟管理人員，包括各種學術界的科技知識分子。專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代表這新一代受過教育的骨幹——他學的是法律。而照斯大林派幹部一步步爬上來的老路，卻是由工廠出身，經由工程或農經學位進入黨和國家的大機器（令人驚訝的是，這條正統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這股大騷動的深度，並不能以如今公開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實際人數為準——後者至多也許只有數百人。各種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評或自我批評，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即滲透進蘇聯都市的文化圈，包括黨和政府內部的重要部門，尤以安全和駐外機構為著。否則，當戈爾巴喬夫高聲一呼「開放」，那種四方響應的現象，實在很難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釋。
然而政治和知識階層的響應，卻不可與蘇聯廣大人民的反應混為一談。因為蘇聯老百姓跟歐洲多數共產黨國家的人民不同，始終接受蘇聯為他們的合法政權。最起碼，也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還會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間，在德國佔領下是例外。德國的統治，當然不可能讓他們欣賞）。1990年時，但凡60歲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共產黨統治之前的記憶，也許是青春歲月，也許是成年時期。可是遍數蘇聯原有國境之內，卻找不出一名88歲以下的人有這類第一手的經驗。如果說，蘇聯政府當政的歷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內戰時期，始終不曾中斷；那麼俄國作為一個國家，其延續性更為長久，幾乎無時或斷（1939- 1940年間，那些新獲或重得的西部邊界領土例外）。如今的蘇聯，不過是舊有的沙皇俄國換人經營罷了。這也是為什麼在80年代末期前，蘇聯境內均不曾出現過任何重大的政治分離主義的原因，只有波羅的海一帶，以及西部的烏克蘭例外，或許也包括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今摩爾多瓦。（波羅的海諸國在1918－1940年間曾為獨立國家，烏克蘭在1918年前屬於奧匈帝國而非俄羅斯帝國，比薩拉比亞於1918- 1940年間則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羅的海，公開的不同意見，也比俄羅斯境內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蘇維埃政權不但是根於斯長於斯，土生土長的本國貨（隨著時間過去，甚至連起初帶有強烈大俄羅斯風味的黨本身，也開始向其他歐洲及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國吸收新人），就連其中的人民，也借著種種難以確切描述的方式，同樣地調整自己，與政權配合；當然政權也試著適應他們。正如諷刺家和不同政見者季諾維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確有一種所謂「新蘇維埃人」存在——雖然正如蘇維埃境內的一切事物一般，這個新人的表裡之間，與其外在公開形象差異甚大（當然，這個他換作她也是一樣，不過新蘇維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這個體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這裡，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雖然水準平平，但是貨真價實絲毫不假。這的確是一個在社會上、經濟上，眾生都平等的社會，至少也是社會主義傳統理想之一的實現，也就是拉法吉（Paul Lafargue）所說的「什麼都不做的權利」（Right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對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麼「停滯時期」，卻是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父母，甚至他們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過的最好時代。
難怪改革家們發現，自己面對的頑敵，不只是蘇聯的官僚系統，更包括蘇聯的人民大眾。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種反庶民階級的典型口吻，滿腔不快地寫道：
我們的制度，已經製造出一批由社會供養的個人，他們對「索取」的興趣，可比「給予」高得多。所謂平等主義，已經完全侵蝕了蘇聯，而這就是這種政策之下產生的結果……社會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邊是做決定做分配的人，另一邊則是聽命於人接受於人的人。這種狀況，對我們社會的發展大車，形成了一個主要的剎車效果。蘇維埃人種（Homo sovieticus）……既是壓艙底的底貨，又是停止前進的剎車。就一方面來說，他反對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時又是維繫現有體系的基礎（Afanassiev，1991，pp．13-14）。
社會上與經濟上，蘇聯社會大部分維持著相當大的穩定。其中緣故，無疑部分來自高壓及言論的檢查，以及蘇聯人對其他國家的無知，可是這卻絕對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蘇聯始終不曾發生過類似1968年學生暴動一類的事件。即使在戈巴爾喬夫的領導下，其改革運動也不能將年輕人大舉動員（除了在西部主張民族主義的地區之外）。這一場改革運動，正如有人所說，乃是「三四十歲者的叛變」，即生於二戰之後，可是卻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難過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輩。種種情況，可是偶然？蘇聯境內要求改革的壓力，無論來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層群眾而起。
事實上，它的動力來自上方，而且也唯有來自這個方向。這位熱情洋溢、誠意十足的共產黨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之下，繼承了斯大林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