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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憂心其在經濟上相當不如人的落後狀態。不論別的原因，單看緊鄰它的日本，竟然是一個最為輝煌燦爛的資本主義成功範例，就令它著急不已。中國的共產主義，事實上絕不只能看作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分支，而它作為蘇聯衛星集團一員的色彩更淺。即以一點來論，中國的人口便遠比蘇聯為多，事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為多。中國的實際人數也許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計，地球上每五個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國（東亞及東南亞一帶，也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國民族的同一性不但遠超過其他許多國家——94％的人口為漢族——並且作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雖然其間或有分裂中斷），至少可能已有兩千年歷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兩千年中華帝國歲月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與典範。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產黨政權獲勝執政的國家中，除了極其少的例外，由蘇聯開始，都是自認為文化邊區，相比於先進文明中心顯然落後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蘇聯為什麼極聲尖叫，一再強調自己不必依賴西方的知識科技，大力堅持自力研製從電話到飛機所有先進的創新發明，就是它自認不如的心態的明顯流露。
但是中國可不這樣想。它認為——相當正確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藝術和文字，以及社會價值系統，是其他國家公認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對象，對日本尤其恩深澤重。像這樣一個文化大國，不論由集體角度看，或從個人地位與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無半點知識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覺。而中國周圍的鄰近國家，也沒有一國能對它造成絲毫的威脅；再加上中國發明了火藥，更可高枕無憂，輕而易舉將犯境的野蠻人拒之邊外。於是中國人的優越感，更獲得進一步的肯定，雖然這種心態，曾使得它在面對西方帝國的擴張時，一時措手不及。19世紀時，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變得再也明顯不過——因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現為軍事上的不如人。但是這種落後現象，事實上並非由於中國人在技術或教育方面無能，尋根究底，正出在傳統中國文明的自足感與自信心。因此中國人遲疑不願動手，不肯像當年日本在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一樣，一下子跳入全面歐化的「現代化」大海之中。因為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衛者——古老的中華帝國——成為廢墟之上才能實現；只有經由社會革命，在同時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統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開。
中國共產黨，因此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兼有民族主義氣質——希望這個字眼不致有反答為問的嫌疑。點燃共產主義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國人民極端的貧困受壓。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國主義租界（有時並有不失現代的工業）里的勞工群眾（上海、廣州、香港），其後則有佔中國90％人口的小農加入。中國農民的狀況，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慘，後者的平均消費是前者的兩倍半還有餘。中國之貧窮，西方讀者難以想像。在共產黨取得政權時（根據1952年的數據），中國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糧食得以糊口，每年也僅有不到一公斤的茶葉可享用。至於他或她的足下，則每約五年才有一雙新鞋上腳（a Statistics，1989，Tables 31，15．2，15．5）。
中國共產主義的國家性格，是通過上層與中層知識分子的血脈流送，他們為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提供了大多數的領導人才。而它的國家性格，同樣也透過中國民眾普遍感受的心情傳播。中國人民認為，那一批批野蠻的洋鬼子，不論對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中國人個人而言，或對中國作為國家整體來說，都沒有半點好處。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每一個力所能及的外國勢力，中國都受過它們攻擊，曾被它們擊敗，慘遭它們瓜分，受到它們剝削利用；因此中國人這種深惡痛絕的感受，自然絕不是無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滅之前，中國便已經掀起過數次帶有傳統意識色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如1900年的義和團。而共產黨的抗日，無疑是共產黨翻身的關鍵時刻，使它由一個被看作是業已潰敗的社會亂源（即這個黨30年代所處的地位），搖身一變，成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和代表。共產黨同時呼籲對中國的窮苦百姓進行社會解放，自然使得它對國家民族進行解放復興的政治目標，在以農村為主的大眾眼裡更為可信。
因此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比它的對手佔有優勢。1911年帝國覆滅後的中國，到處是軍閥割據。（早期的）國民黨，打算在這滿地殘破上重建一個強大單一的共和新中國，一時之間，兩黨的短期目標似無不同之處。雙方的政治基礎，都在南方中國較先進的幾處大城市（共和國便定都其中之一）；雙方的領導階層，也都由頗為類似的知識精英組成——不過一方較親企業，另一方則貼近農工大眾——比方說，兩邊都擁有同樣比例的傳統地主與士紳階級出身的男子，即帝國中華的精英分子，不過共產黨內，西式教育程度較高者似乎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雙方發起運動之始，也都出於本世紀初年的反帝國主義思潮，並經過「五四運動」（1919年北京學生教師發起的一場民族思想浪潮）愈發強化。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是一位愛國者、民主人士，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他接受蘇維埃俄羅斯的教導及支持——當時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國主義力量——同時發現布爾什維克式的一黨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適合他完成任務。事實上，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主要大黨，多半是通過這個與蘇聯攜手的路線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國家運動，到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更加入共和國，將其勢力延展至北方中國的北伐大軍。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1887-1975），始終不曾在全中國完成全面控制，雖然他在1927年與俄國鬧翻，並且進行清黨，鎮壓共產黨人。而後者當時擁有的群眾基礎，主要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階級而已。
於是共產黨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鄉間，在那裡，掀起了一場對抗國民黨的游擊戰，但是整體而言，成效甚微——共產黨內部的鬥爭混亂，以及莫斯科對中國現狀的不了解，自然有損害作用。1934年，在那場英雄式的「萬里長征」之後，中共軍隊被迫退居西北部邊區的遙遠角落。種種形勢，使得長久以來即贊成採取農村戰術的毛澤東，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間，躍居而成它無可置疑的當然領袖。但是就共產黨本身的躍進而言，新形勢卻沒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為止，國民黨卻逐步確立了它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但是國民黨畢竟缺乏吸引中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目標，再加上它放棄了當時同時也具有現代化及復興民族意義的革命路線，因此當然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始終不會成為另一個凱末爾——凱末爾同樣也帶領了一場現代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一方面與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產黨為己用，然後再一腳踢開；只是凱末爾的手段沒有蔣那麼咄咄逼人罷了——蔣介石跟凱末爾一般，同樣擁有一支軍隊，可是這卻不是一支向國家效忠的部隊，更無共產黨部隊具有的革命氣節。這支部隊的成員，是那些知道大可憑一桿槍、一身制服，在動亂中打出天下的一幫人。而帶隊的軍官，則是一群深諳「槍杆子可以出政權」——正如同毛澤東本人也深諳此道——同時也可以「出財富」的傢伙。落在都市中產階級中，擁有相當的擁護基礎，海外華僑對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卻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國土地亦有九成屬於鄉間。這些廣大的地面——如果有半點控制的話——都在當地有勢力的人手中，從擁軍自重的軍閥，到前朝遺留的士紳，不一而足，而國民黨則與他們達成妥協。日本人大規模發動侵華，國民黨部隊無法抵禦日軍對其精華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擊。而在中國其餘各地，國民黨則終於成為它一向有可能變成的又一個地主加軍閥的腐化政權，就算它從事抗日，效果也極其有限。在此同時，共產黨卻動員了群眾，在敵後進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場幾乎毫不留情大敗國民黨的短暫內戰之後，共產黨於1949年全面接收中國，帝制王朝結束之後40年的統一中斷的局面，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所有中國人民來說——除了逃到他處的國民黨殘餘是例外——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國政權正統的真正繼承人。在眾人眼裡，它也被如此看待。因為憑著多年實踐馬列黨綱的經驗，共產黨的統治足以通令全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嚴格體系，從中央開始，一直到龐大國土最偏遠的鄉野——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里，一個像樣的帝國就該如此。組織紀律，而非教條學說，是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贈禮。
然而，共產黨中國絕非只是舊有帝國的復興。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