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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的社會革命傳統早已喪失——有人甚至認為，連革命的老祖宗，1793年法國雅各賓黨一脈的傳統也已完全失傳——促成革命爆發的社會政治動蕩卻始終存在，社會不安的火山依然活躍。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告終，新的革命浪潮，開始席捲世界大部分地區。緊接著進入80年代，西方共產黨集團發生危機，最終導致它們在1989年間破產。
70年代的革命事件，雖然大多數發生在第三世界，但事實上其地理分布及政治體制的牽涉範圍極廣。令人驚奇的是，序幕的揭起卻首先發生於歐洲：1974年4月，歐洲大陸壽命最長的右派政權，葡萄牙先被推翻；不久，相比之下極為短命的希臘極右翼軍事獨裁也宣告倒閉。1975年，佛朗哥元帥總算盡享其天命謝世，西班牙政權在和平轉移下由權威統治走上國會政治，這個南歐國家回歸憲政民主的漫長之旅至此終於完成。以上這些轉變，其實都可以看成法西斯主義與二戰時代在歐洲留下的未了之賬的最後清算。
葡萄牙革命政變中的激進軍官，是在葡萄牙與非洲殖民地解放游擊部隊的多年作戰之下，徒勞無功的挫敗感中產生。葡萄牙軍隊從60年代初期開始，就在那裡征戰不休，雖然葡軍並未有重大戰局，可是在小小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索，卻碰上了恐怕名列非洲解放領袖能幹之最的卡布拉爾（AmilcarCabral）。60年代末期，竟能打成了兩軍對峙、僵持不下的局面。剛果衝突之後，又有南非當局為加強「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火上加油——划出一塊黑人「家園」限其居住；以及沙佩維爾（Sharpeville）大屠殺等——非洲游擊運動在60年代遂迅速繁衍。不過一般而言卻不甚見成效，加以部落互斗，中蘇對抗，其勢更形衰頹。進入70年代初期，蘇方的援助大增，游擊戰又再度死灰復燃——中國當時卻開始忙著在自家發瘋：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可是，最後還是由於葡萄牙本國起了革命，各殖民地才於1975年獲得獨立。莫三比克與安哥拉卻馬上投入了一場更為血腥殘暴的內戰，起因又是由於南非與美國從中介入之故。
正當葡萄牙帝國崩潰之際，另一個非洲獨立資格最久的古老國家，也同時爆發重大革命。為饑荒所苦的衣索比亞，老皇帝於1974年被趕下寶座，政權最終為一個與蘇聯密切合作的左派軍人集團所把持。蘇聯因此也將它在這一地區的支持對象，由索馬利亞的巴雷軍事獨裁政權身上轉開，當時，後者正熱情地對馬列主義心嚮往之。而衣索比亞的新政權在國內一直有人挑戰，終於也在1991年被推翻，取而代之者，則是同樣走馬克思路線的地區性解放或分離運動。
這一類變化，為投效社會主義（至少在紙面上投效）的政權創造了新的流行。達荷美（Dahomey）宣布自己是一個「人民共和國」，雖然它還是在軍人統治之下，同時也已將國名改為貝南。同樣在1975年，馬達加斯加——即烏拉加西（Malagasy）——在司空見慣的軍事政變之後，宣布致力於社會主義。軍人當政的剛果，更強調自己作為一個「人民共和國」的特色——此小剛果非彼大剛果。後者是前者的巨大強鄰，現已改名扎伊爾的比屬剛果，執政者是貪婪出名的親美軍人蒙博托（Mobutu）。而南方的羅得西亞——即今辛巴威（Zimbabwe）——白人移民企圖在此建立一個由白人統治的獨立政權，11年嘗試未果之後，終在兩大游擊運動日增的壓力下於1976年畫上句號。但是兩股游擊勢力，則因部落認同及政治傾向有異而分裂不合（一方親俄，一方親中）。1980年辛巴威在其中一名游擊首領的統治之下宣告獨立。
在紙面上，這些運動都屬於1917年革命世家的一員；在事實上，它們卻是截然不同的一支異類。這種變調是無可避免的後果，尤其因為當初馬列精心研究設計的社會，與今日撒哈拉沙漠以南後殖民世界的非洲國家之間，有著極大的分野。唯一符合他們分析條件的非洲國家，只有那個由移民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度，經濟發達、工業發達的南非。於是一股跨越部落種族界限的真正群眾解放運動——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在南非出現；為其助一臂之力者，有當地另一股真正的群眾工會運動，以及效能極高的共產黨。到冷戰結束，甚至連堅持種族隔離的政權也不得不向其低頭。但是即使在此地，革命的運動力也非普遍存在，某些部落對革命的使命感特強，有些卻相形甚弱——如祖魯族（Zulus）——這種狀況，自然也為種族隔離政權從中利用，並發揮了某些效用。至於非洲其他地區，除了一小群受過教育及西方化的都市知識分子之外，一般建立於所謂「國家民族」或別種因素之上的動員目標，根本上，其實只是基於向本部落效忠或部落之間的聯合而已。於是愈發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鼓勵其他部落向新政權發出挑戰——安哥拉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像這一類國家，若與馬列思想有任何關聯，充其量也只是借用它的秘方，以組成訓練有素的幹部黨團及權威體制罷了。
美國從中南半島的撤退，更加強了共產主義的挺進。越南全境，如今已經在共產黨政府獨一無二的完全統治之下，類似政權也在寮國與柬埔寨出現。
70年代末期，則見革命的大浪直接撲向美國。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帶，原是華盛頓鐵腕獨斷的禁育，如今卻似乎迤邐向左馳去。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推翻了這個小共和國內的首腦人物索摩查家族（Somoza）；薩爾瓦多的游擊隊勢力日益猖獗；坐鎮在巴拿馬運河旁的托里霍斯將軍（Torrijos），更是一個問題人物。可是這些狀況，對美方在此地的獨霸其實都沒有造成嚴重威脅，至少絕不比當年古巴革命的衝擊為大。至於1983年發生在小島格瑞那達（Grenada）讓里根總統動員全軍一擊的革命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是這些成功的革命事例，卻與60年代的失敗恰成強烈對照，因此，一時之間，確讓華盛頓在里根總統的年代（1980-1988年），興起了一小陣歇斯底里的恐慌。這些事件都屬革命，自是毋庸置疑，不過其中卻帶有極為眼熟的拉丁美洲風情。最令傳統老左派惶惑不解的新鮮事，是其中竟有馬克思派的天主教士支持，甚而領導叛亂行動。傳統的左派，向來是反教士的世俗運動，看到這種新現象自是匪夷所思。這股風氣的始作俑者，起於古巴革命，在哥倫比亞一場聖公會大會（1968年）支持的「解放神學」下，進而有了法理基礎。這種趨勢在最最意想不到的圈子當中——飽學的耶穌會教士——得到了有力支持。至於梵蒂岡的反對，自是意料中的事。
這些貌似與十月傳統有裙帶關係的70年代革命，事實上卻與十月革命相去甚遠。史家固然能看出這中間的差異；然而換在美國眼裡，卻難免把它們一律視為共產黨強權的全球攻勢。這種推理，一部分是出於冷戰年代的遊戲規則：一方所失，必為另方所得。既然美國已經與第三世界的保守勢力站在一邊——進入70年代尤甚——自然愈發發現，如今自己站在革命的輸家一方。更有甚者，華盛頓認為，應該對蘇聯核武器的進展提高警覺。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已經落幕了，黃金年代裡美元扮演的主角也隨之下台。在越南戰場上，美國果然如世人早已料定般終告敗退；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於1975年撤出越南，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遂大為動搖。自從巨人歌利亞（Goliath）被小大衛的彈弓擊倒以來，人間還未見過這等大不敵小的敗仗。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大搞石油政變，要是當時的美國信心強一點，說不定就不會如此不加抵抗，便輕易屈服了？看到1991年對伊拉克的波斯灣一戰，更令人不得不有此一問。石油輸出國組織是啥玩意兒？不就只是一群阿拉伯的輕量級國家，在政治上無足輕重，在軍事上也尚未裝備到家，只不過靠著它們的油井，向世人強索高價罷了？
美國眼看著自己在全球霸權的滑落，自然視這一切為向它的最高挑戰，更認為這是蘇聯獨霸世界野心的信號。70年代的革命，因此帶來所謂的「二度冷戰」（Halliday 1983）。這一回，跟以往也沒有兩樣，是由兩方的代理政權披掛上陣拚死斗活，主要戰場便在非洲，後來又延伸到阿富汗——阿富汗事件，是二戰以來，蘇聯第一次親自出馬，派軍隊跨出自家地盤作戰的戰爭。但是蘇聯自己，想必也看出新的革命情勢一片大好，對它極為有利——這個說法，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至少，蘇聯一定覺得，眼前局勢可以為自己的損失扳回一局。當時它在中國和埃及兩地的影響力，由於華盛頓大拉交情從中作梗，遭受到重大的外交挫敗。此外，蘇聯雖然不曾去蹚拉丁美洲的渾水，可是卻在別處大染其指，尤以非洲為最，其牽涉程度比以往都要為甚，且有相當程度的收穫。單看蘇聯竟允許卡斯特羅的古巴派軍隊前赴衣索比亞和安哥拉，分別對抗美國在索馬利亞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