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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革命正反兩方同感驚訝的事情是，自從1945年後，游擊戰，似乎成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二戰以來，共有32場戰爭名列1970年編的「游擊戰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項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臘內戰、50年代塞普勒斯，及1969年北愛爾蘭對抗英國——其餘全部發生在歐洲北美以外的地區（Lapueur，1977，p．442）。自此之後，這張名單很快地又加長了。但是革命都是從山林草莽間發動的印象，並不盡然正確，未免低估左翼軍事政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後面這種方式，在葡萄牙於1974年戲劇性地創下首例之前，在歐洲似乎不能發揮作用，可是卻是伊斯蘭世界的家常便飯，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維亞革命，便是在礦工與軍方叛變分子攜手之下發起；而秘魯社會最激烈的改革，則是由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的軍事政權推動。同樣地，都市民眾具有的革命潛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舊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後的東歐社會，就是最佳例證。不過回到本世紀的第三階段，世人的眼光都以游擊戰為焦點，游擊戰術的優越性，也一再為不滿蘇聯路線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與蘇聯交惡分裂以後的毛澤東，1959年後的卡斯特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卡斯特羅那位英俊滯灑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領袖。至於實行游擊戰術最成功的頭號隊伍：越南共產黨，先後擊敗法國和強大的美國，受到舉世熱烈推崇。可是，這些共產黨卻極不鼓勵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識的內鬥中自相殘殺。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滿著層出不窮的游擊戰，而這些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殖民勢力（或移居當地的殖民者）不願放手讓前殖民地輕易和平獨立的國家裡——如分崩離析的大英帝國治下的馬來亞、肯亞茅茅運動和塞普勒斯。至於其中最嚴重的戰事，則發生在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如阿爾及利亞與越南。但是說也奇怪，最後將游擊戰推上世界頭版地位的事件，卻是另一樁規模小得多的行動——肯定比馬來亞叛亂為小（Thomas，1971，p．1040）——即不按常理出牌，結果卻大獲成功，於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島政權的一場革命。卡斯特羅其人，其實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場上不常見的人物：年輕、強悍、充滿領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觀點模糊，卻決心一展個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種自由抗暴的旗幟之下，只要恰當時機出現，決心在其中成為一號英雄。甚至連他提出的口號，也屬於舊的解放運動，雖然可敬，卻缺精確的內容（「沒有祖國就是死」——原為「不是勝利，就是死亡」，以及「我們會出頭」）。在哈瓦那大學（HavanaUy）舞槍弄棒的少年當中，度過一段默默無聞的學生政治期後，卡斯特羅投入對抗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將軍（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陣營——巴蒂斯塔當年以士官身份，於1933年軍事政變中首次登場後，就是古巴政壇上家喻戶曉的殘暴人物，並於1952年再次奪得政權，一手廢除憲法。卡斯特羅以積極行動的姿態進行抗爭：1953年攻擊一處軍營，然後坐牢、流亡，再度率領游擊隊攻回古巴，並在二度進擊之際，於偏遠的山區省份鞏固了勢力。這場準備並不充分的賭博，竟然大獲回報——其實就純粹軍事角度而言，挑戰的難度並不高。那位游擊戰的天才領袖，阿根廷醫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帶領了148名士兵，便繼續前往征伐古巴其餘地方，最後大功告成時，全體人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羅本人的部隊，則只在1958年12月，佔領了第一座擁有千名人口的村鎮（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羅的最大成就——不過確也非同小可——在於他顯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規的軍隊，卻可以控制一個廣大的「解放區」，而且能抵擋正規軍的攻擊——當然後者士氣低落，已是公認事實。卡斯特羅之所以獲勝，在於巴蒂斯塔的政權本身脆弱不堪，除了為自己利益者外，別無真誠擁護，其領導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值懶散。於是從民主資產階級到共產黨，各方政治路線聯合的反對力量一興起，獨裁者自己的左右軍警爪牙也認定他氣數已盡，這個政權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羅提供了這個氣數已盡的證明，他所率領的勢力自然便成了正統。叛軍勝利的一刻，多數古巴民眾均真心感到解放來臨，從此希望無窮；而這個解放與希望的象徵，就體現在那位年輕的叛軍指揮身上。短促的二十世紀，是充滿了天生領袖氣質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麥克風前，被群眾當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這些天才英明的領袖當中，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卡斯特羅一樣，擁有如此眾多深信不疑、滿心愛戴的聽眾。這名身材高大、滿臉鬍鬚的英雄，一身皺巴巴的作戰服，毫無時間觀念，一開口就能夠滔滔不絕地講上兩個小時。雖然內容複雜，思緒紊亂，卻能贏得群眾毫無質疑的全神傾聽（包括筆者在內）。終於有這麼一回，革命成為眾人的集體蜜月經驗。它會帶我們往哪裡去？一定是什麼更好的所在吧！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後難免發現，革命不能單靠自己歷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誨，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爾（Bolivar），以及古巴自己的偉人馬蒂（JoseMarti），1917年後的反帝社會革命傳統，即左派理論，顯然也不可缺。兩者都主張「農業改革」——不管它代表什麼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說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緒。尤其是貧窮的中美地帶，「離老天爺這麼遠，離美國卻這麼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輩強人迪亞斯（Profirio Diaz）的話。而卡斯特羅一幫人雖激進，但是除了其中兩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們都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實上，古巴當地的共產黨——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這類大黨——不但與他們毫無淵源，一開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當晚才有部分人參與卡斯特羅的活動。雙方關係顯然極為冷淡，害得美國外交人員及政策顧問常有爭議，搞不清楚卡斯特羅這一股人馬到底贊成還是反對共產黨。如果的確是共產黨，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該怎麼處置——它已經在1954年解決過一個瓜地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現在，卻顯然認定古巴這幫人不是共產黨。
但是當時發生的各種狀況，卻在促使著卡斯特羅的運動一直往共產主義方向走。從那些傾向於拿起槍杆子打游擊的人開始，他們所鼓吹的一般性社會革命理論，到麥卡錫參議員在美國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間，都自動使得反對帝國主義的拉丁美洲起義者，與馬克思思想較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戰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權討厭美國——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對美方投資造成威脅，保證可以得到美國頭號大敵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羅經常在數百萬民眾前獨白式的治理作風，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連任何一個小國或革命也不能長久。即使是民粹主義，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組織；而共產黨則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並可以提供他這種組織的團體。兩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結為一體。不過，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羅發現古巴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自己也得變成共產黨之前（但是他這個共產黨，自有其別具一格的風格），美國便已經決定把他當作共產黨來處置，中央情報局被授命進行推翻他的任務。1961年中央情報局策動古巴流亡人士進攻豬灣（the Bay of Pigs）失敗，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古巴便在美國最南端小島基韋斯特（Key West）的百把公里外存活下來，並在美國封鎖之下，對蘇聯的依賴日深。
當保守主義的氣焰在全球興盛了10年之後，再也沒有另一場革命能像古巴一樣，令西半球及發達國家的左翼人士歡欣鼓舞了，也只有這場革命，為游擊戰做了最佳宣傳。古巴革命里什麼都不缺，要什麼有什麼：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學生出身的年輕領袖，貢獻出他們青春歲月的慷慨無私——年紀最長者也僅過而立之年。一個快樂喜氣的民族，在一個熱帶的旅遊天堂，帶著倫巴韻律的脈動氣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為，可以被舉世的左派人士歡呼。
事實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歡呼的是批評莫斯科的人。長久以來，這些人對蘇聯決定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為第一優先的政策極為不滿。卡斯特羅的榜樣，激勵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戰派的知識分子。這片大陸，一向充滿了隨時準備摳扳機，以英勇無私為榮，更愛展現英雄作風的熱血人物。一段時間過去，古巴開始鼓動南美大陸上的叛變行動，格瓦拉更不斷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頭號鬥士，大力主張應該製造出「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來。至於思想方面，則有一位年輕聰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