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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跨國性經濟控制世界的密網愈漸收緊，同時也嚴重地毀壞了人類社會的一大制度，即自從1945年來屬於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領土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因為如今這些國家，對其事務控制掌握的範圍日漸縮小，凡是其行動運作是立足於領土疆界之內的各類組織，如行業工會、國會、國家公共廣播系統等等，從此失靈。反之，其行動運作不為領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類組織，如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市場，以及衛星時代的全球媒體傳播事業，卻開始高唱凱歌。過去可以操縱附庸政權一舉一動的超級大國，如今也失去蹤影，更加強化了這種國界模糊化的趨勢。甚至連民族國家在20世紀中所創設，那個最無可取代的重大功能：即經由社會福利、教育，或醫療以及其他各項資金分配的「移轉性支付」手段，所達到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論上也無法於國界之內自足了——雖然在實際上多數會繼續如此——不過，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目前已開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補助。在自由市場神學家如日中天的時節，國家觀念甚至更遭到進一步的破壞，因為其時興起了一股大風，使得許多原本在原則上由公共事業從事的活動，均被分解「回歸」於「市場」之手。
矛盾的是，或許無足驚訝的是，民族國家衰頹的現象，卻與一股將舊有領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國的熱潮並進。這些分割領土的主張，多數是基於某些群體對民族語言文化獨佔的要求。一開始，這股自治分離運動之風的興起——主要自1970年後——多屬於一種西方國家的現象，在英國、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時，甚至瑞士、丹麥均可見到；70年代初期以來，更在中央集權色彩最淡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境內出現。共產主義的危機來臨，遂將此風吹至東方，在那裡，1991年後方才成立的名義上的新國（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states），較20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為多。不過直到90年代，加拿大邊境以南的西半球並未受到此風半點動搖。至於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國家瓦解的其他地區，如阿富汗及部分非洲，取代舊有國家而起的新形態，卻多是無政府的混亂局面，而非分離成眾多的新的國家。
這種發展的確充滿了矛盾，簡單地說，這些新的小國面對的種種煩惱，論其源頭，與舊國時代來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國小勢弱，毛病卻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時又無甚驚奇，因為時至20世紀末期，世上唯一現存的國家模式，只有劃疆立界、擁有自主機制的一種類型——簡而言之，即革命時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模式。更有甚者，自從1918年以來，世界上所有政權都在「民族自決」大原則的旗下，而其定義更日益局限在語言文化的種族範疇之內。從這個角度出發，列寧與威爾遜總統的看法不啻一致。《凡爾賽和約》之下的歐洲，以及後來成為蘇聯的廣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國家形成的組合之上。以蘇聯為例（南斯拉夫日後也仿蘇聯前例），則由這一類民族國家聯合而成，後者在理論上——然非實際——有從聯合中分離的權利。這類聯合體一旦解體，自然沿著事前劃定的界痕而分裂。
然而在事實上，危機二十年的分離民族主義，卻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民族國家草創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屬於三種現象的結合。其一，現有民族國家對本身降格為區域成員之事極力抗拒。這種現象，在80年代歐共體會員國（或準會員國）努力保有自主權一事上愈發明顯。這些國家的政治性格也許相去甚遠——如挪威和撒切爾夫人治下的英國——但是在與本國攸關重大的事務方面，它們卻如出一轍，同樣想在泛歐全體的標準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國的自主性。然而，傳統上作為民族國家自衛的主要支柱，即保護主義，在危機二十年里顯然比當年大災難時期脆弱許多。全球性的自由貿易，此時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驚訝的是，甚至也不失為當代事實——在國家統一號令的經濟制度崩潰之後，更是如此——雖然某些國家暗地保護自己對抗外來競爭，據聞日本與法國就是此中高手。不過義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終能讓自家汽車——即菲亞特（Fiat）——吃住國內市場大餅的特大一塊，尤令人印象深刻。不過，這些都只能算作後衛性的防守，雖說愈戰愈烈而且有時頗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線，往往是在經濟以外並涉及文化認同之處。法國人——德國人在某些程度之內亦然——就拚命爭取，意圖保全為自家農民提供的高額補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為農家握有攸關的選票，同時也由於法國人真心相信，一旦小農式的農業不存在——不管這種方式多麼不經濟，多麼缺乏競爭力——那田園風光，那悠久傳統，那法國國家特徵的一部分，也將隨之毀滅。而美國也一再要求法國，開放影片及視聽產品的自由貿易，可是法國人卻在歐洲其他國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為若應美方所請，美國娛樂事業挾著好萊塢的舊日雄風，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視霸權的氣勢之下，其產品必將泛濫法國的公私銀（屏）幕（雖說這些以美國為基地的娛樂事業，如今已為多國所有並控制）。但是真正原因還不止此一端，法國人還覺得——倒也不失正確——豈可讓純粹成本計算的謀利經營，導致法語影片生產的末日。不論經濟的理由為何，人生當中，畢竟還有一些必須刻意保護的東西。如果說，就算我們可以證明，在原地興建豪華旅館、購物中心、會議廳堂，將為國民生產額帶來較原有觀光旅遊更大的增值，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難道便會因此認真考慮，竟把自己的沙特爾聖母大教堂（Chartres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鏟為平地嗎？像這一類的問題，只需提出，答案便早已在那裡了。
第二個現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體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時也反映了各個大陸之內，國家之間，以及地區之內貧富差異愈大的現象。老式的各民族國家，不論是中央或聯邦性質，以及如「歐盟」類的超國家聯合實體，通常都負起開發其整體區域的責任，就某種程度而言，也平攤了它們之間總體的負擔與利益。這種舉動，意味著比較貧窮落後的地區，可以從比較進步富有的地區獲得補助（經由某種中央分配的機制體系），有時甚至予以優先投資，以求縮小差距。但是歐共體組織實際得很，它的會員資格，只授予貧窮落後程度不致造成其餘會員國過度負擔的國家。這種挑精揀肥的實際作風，卻不見於1993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 Free TradeArea，NAFTA）。美國和加拿大（1990年平均國民生產總額為2萬美元），只好挑起國民生產總額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這一重擔。而一國之內，富區不願意補助貧區的心態，一直為研究地方政府的學者所熟悉，美國就是最佳例證。美國的「都市內城」（inner city）貧民彙集，更由於原居民紛紛遷離，向郊區出奔，以致稅收不足，其中的問題即多肇因於以上所述心理。誰願意替窮人出錢？洛杉磯的富裕郊區，如聖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馬利布（Malibu）兩地，即因此選擇退出洛杉磯市；90年代初期，東岸的史坦登島（Staten Island）也出於同樣理由投票主張脫離紐約。
危機二十年里的分離立國運動，有一部分即起因於這種集體的自我中心心態。南斯拉夫的分離壓力，來自「歐裔」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力量，源於大聲叫囂位於「西部」的捷克共和國。加泰羅尼亞與巴斯克兩地，是西班牙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拉丁美洲一帶唯一最重大的分離運動，也出自巴西最最富庶的一州南里奧格蘭德州（RioGrande do Sul）。而其中最可代表這種自掃門前雪心理的，當屬80年代末期興起的倫巴第聯盟——日後改稱北方聯盟——其目標，乃是將以義大利「經濟首都」米蘭為中心的地區，自政治首都羅馬的統治分離出來。該聯盟的語彙，不斷提及過去中古時代的榮光，以及倫巴第當地的方言，是民族主義者常用的煽動性辭藻。可是真正的關鍵所在，卻在於富區不願自家的肥水外流。
其三，或許主要是屬於一種反應，一種對20世紀文化革命，即在傳統社會常態、紋理即價值的解體之下，產生的迴音。發達世界中有許多人，在這場驚天動地的社會文化變革中成為被棄的孤人遊魂。「社群」（unity）一詞，在這數十年間濫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實際——如「公關族」、「同性戀族」等等——因為原有社會學意義的所謂社群，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再難找到。於是所謂「認同群體」（identity group）興起，即一個人可以毫無疑惑，確實肯定地「歸屬」於某種「族類」；這種現象，自60年代末期開始，即在一向擅長於自我觀察的美國境內為人指出。其中絕大多數，自然都訴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過但凡以集合性分離主義為目標者，都喜歡借用類似的民族主義式語言，比如同性戀捍衛者即愛用同性戀國度（the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