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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起，類似的危機其實也開始侵蝕屬於「中央計畫經濟」的「第二世界」，只是這個趨勢，一時尚未為人注意。病狀開始時被極度缺乏彈性的政治制度所隱蔽，其病情隨後卻因同樣原因而愈造沉痾，因此當變局來臨時，其勢更感突兀，如70年代末期毛去世後的中國，以及1983-1985年間勃列日涅夫死後的蘇聯（見第十六章）。經濟上，從6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式國家計畫領導的社會主義顯然已迫切需要改革；進入70年代，更處處出現退化跡象。此時此刻，也正是這個制度的經濟——跟世上其他國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開始曝晒於跨國性世界經濟烈日之下，飽受其難於控制的流動與無法預期的波動風雨吹打之際，蘇聯大舉進入國際穀物市場，以及70年代石油危機造成的巨大衝擊，更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臨終場景添上戲劇化的一筆。社會主義國家，從此不再與外隔絕，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場風吹草動影響的自給性地區經濟了。
東西兩大陣營，不但在任何一方都無法控制的跨國經濟下奇妙地結合起來，冷戰局勢下權力系統間的相互依賴，愈使其密不可分。我們在第八章已經看見，兩個超級大國，以及夾在它們之間的世界，曾因此獲得一個穩定的局面，因此當平衡不復之際，雙方便都先後陷入混亂。而亂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現，也包括經濟層面。當蘇聯領導的政治體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範圍內發展出的各區經濟分工與網路，便也隨之崩離零落。原有的隊伍既散，其中的國家及地區，如今便只好一個個獨自面對它們根本不具備任何條件應付的世界市場。同樣地，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將這一批新來乍到的大批游勇——即舊共產主義「平行世界體系」（parallel worldsystem）的殘餘——整編入自己的世界市場之中。而且就算後者有心加入，歐共體組織卻拒不收納，即是一例。芬蘭的經濟，是戰後歐洲最成功的實例之一，到蘇聯體系垮台，也隨之陷入嚴重蕭條。德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經濟實力，也由於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納人口達1600餘萬的東德所需的經濟實力及難度（其實，東德還只是社會主義經濟中比例相當小的一支），而為自己及歐洲全體帶來了莫大的負荷挫傷（應該強調的是，德國銀行曾有警告，德政府卻一意孤行）。然而這一切，卻是未曾預料到的後果，事實上一直到蘇聯集團真正解體之前，事先誰都沒料到此事竟會發生。
總而言之，過去想也不曾想過的念頭，如今在西方發生了，也在東方出現了；而過去隱而不見的問題，如今也開始一一浮現。於是無論東西，環境保護運動成為70年代的重大議題，從鯨魚到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Lake Baikal），保護的對象五花八門。由於在蘇聯集團社會內，公共討論受到限制，我們無法精確地尋索出其種種重大觀念發展的過程，不過到1980年，這些政權內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經濟學者，如匈牙利的科爾奈（Janos Kornai），就已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負面分析，並對蘇聯式社會體系的缺陷進行探討。這方面的批評著作，在80年代開始對外發表，可是其醞釀卻顯然早在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學術圈內進行多時，至於各共產黨領導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時也真正放棄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其時間表更難擬定。因為自從1989－1991年後，這些人都喜歡將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經濟上如此這般，政治上的發展更難逃此路，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即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均如此。不管它們對列寧的歷史崇敬與歷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從頭再來，相信眾多的改革派共產黨人士，都希望放棄列寧主義留下的政治遺產，雖然在表面上，少有人願意如此公開承認（為改革派所讚賞的義大利共產黨，卻是例外）。
社會主義世界的改革家們，他們的希望是將共產主義轉變成類似西方社會民主性質的制度。他們所欲效法的對象，乃是斯德哥爾摩（Sto）而非洛杉磯——在莫斯科或布達佩斯，可看不見多少私下仰慕海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學說的人。但是說起來這些改革派的運氣實在不佳，共產體制的危機，正好碰上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的危機期，同時也是社會民主制度的危機時刻。更倒霉的是，共產主義突然遭難，使得漸進的改革計畫非但不受歡迎，事實上也難實行。更何況此時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純粹自由市場之流的激烈意識（暫時），剛擺脫共產主義的各個政權，便不幸地誤撞上這股理論大風，從中尋得靈感。殊不知在實際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過，儘管東西兩方的危機並行，而且同樣都因政治、經濟，被捲入同一股國際危機風暴之中，其中卻有兩項極大的不同。對共產黨世界來說，至少在蘇聯翼下的半球如此，它們的制度如此僵硬，這場危機就成了生死大事，結果是難逃一劫。可是經濟存亡，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裡卻始終不是疑問，其政治系統雖呈崩離之狀，其體制的存活則不成問題（至少目前尚無問題）。這個事實，或許能解釋——雖然卻不能證實其正確性——美國某位作家何以在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際，令人難以置信地公然宣稱，人類未來的歷史將從此走上永遠的自由民主之路。總之，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現不穩的狀況：即它們作為單一領土國家的保證開始受到動搖。不過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離主張威脅的西方民族國家中，還沒有一國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當年大災難的時代，資本主義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場經濟大蕭條，曾被當時一本著作的書名形容為「這場最後危機」（This Final Crisis，Hutt，1935）。卻少有人對發達資本主義的未來，做出任何立即的末世預言。不過法國有位歷史家暨藝術經紀人，倒曾堅定預測西方文明將在1976年壽終正寢，因為以前一直肩負資本主義前進重擔的美國經濟衝力，如今已經氣衰力竭（Gimpel，1992）——這種說法，不無幾分道理，他同時又表示，目前不景氣的衰退現象，將「一直繼續，進入下一個千年階段。」對此，我們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實直到80年代末期為止，也難得有人以為蘇聯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動態較強，同時較不易控制，西方社會的肌理所受的破壞，也因此遠較社會主義國家為重；所以就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機更顯嚴重。而蘇聯與東歐社會的組織紋路，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潰而告支離，卻不是造成制度崩潰的原因。以東西兩德這兩個可以相比較的社會為例，傳統德意志的習慣價值，似乎在共產主義的密遮嚴蓋之下，反而比在西德的經濟奇蹟里保存得較為完整。而由蘇聯移入以色列的猶太人，則為故土新居重建起古典音樂風光，因為聽現場演奏會的習慣，至今還是他們所來之國正常文化行為中的一支，至少對猶太人是如此。事實上那裡的音樂人口，並未縮減成一小群以老中年人為主的少數。莫斯科和華沙的居民，也較少有紐約或倫敦市民的心頭煩惱：明顯升高的犯罪率、公眾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種種難以預料的問題，如青少年暴力。在共產黨的社會裡，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連西方也會大感愕然，為保守人士怒斥為文明敗壞的例證，並黯然嘆息為「威瑪」的怪行為。
東西社會之間的差異，究竟有幾分可歸因於西方社會巨大的財富以及東方嚴格的管制，答案很難料定。其實就某些方面而言，東西方進展的方向頗為一致。兩方的家庭人數都變少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長也幾乎趨於零（至少在都市和工業化地區如此）。西方傳統宗教在兩邊的影響力也急遽減弱——不過上教堂的人數一時倒未減少——雖然調查顯示，在前蘇聯的俄羅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復興之象。1989年後，波蘭婦女也顯然步義大利婦女的後塵，不再願意讓天主教會指定她們婚配的對象——雖然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波蘭人曾經基於民族主義及反蘇心理，對教會擁有熱烈的依戀之情。簡單地說，在共產主義的政權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間有限，不同的聲音往往受到壓制。更何況這些國家，飽經層出不窮的殘酷歲月及大量恐怖的人們，即使在統治之手變得比較寬鬆時，也傾向於保持順從的姿態。不過，社會主義人民顯現的相對平靜，並非由於懼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被體制包圍而與外界隔絕，既不曾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半分衝撞，自然也隔離於西方社會轉型的全面衝擊。他們經歷的變化，都是經由國家行為或本身對國家行為的反應而來。但凡國家不打算進行改變的層面，通常便也維持著大致不改的舊觀。共產主義權力上的矛盾之處，即在於它其實是保守防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