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3年後的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落入不安定的歷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當年的基石已經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坍之後——即實際「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東歐集團——這股危機的全球性方才為人認識。在此之前，發達的非共產黨地區自然更不承認危機的存在，多年來，眾人都仍將每一回的經濟難題，稱為過渡性的「景氣蕭條」（recession）。半個世紀以來，令人聯想起大災難時期的「不景氣」（depression）和「大蕭條」（slump）二詞，於是成為至今猶未完全解禁的禁語。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這個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慄，喚回當年那個恐怖的陰魂。甚至當80年代的「景氣蕭條」是「五十年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時，連這句話也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對照的時期——即30年代。（廣告人的文字魔術，已經被人類文明提高為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一環；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卻陷落在它自己這個專長構築幻境的機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開始承認（如在芬蘭），目前的經濟難題，確實比30年代還要糟糕。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困惑不已。為什麼世界經濟變得不再穩定？正如經濟學家的觀察一般，各項有助經濟穩定的因素其實比前更強——雖然一些自由市場國家的政府，如美國的里根與布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的後繼者，試圖將其中幾項因素的力量減弱（World EicSurvey 1989，pp．10－11）。舊有大量生產制度中的一大關鍵所在——即難於控制的「存貨周期」（iory cycle）——在電腦化的存貨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訊傳輸下，影響力已經大大降低。如今生產線上可以配合需要變化，隨時調整產量：擴張期「剛好趕上」（just in time）大規模地生產，縮減期「原地不動」靜待存貨銷清。這項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試行，並在70年代科技的幫助下成為事實。其宗旨是減少存貨，只需生產足夠數量，「剛好趕上」經銷商的所需即可。總之，生產能力的彈性大幅度升高，隨時因應需求變化，在極短的通告之下靈活調度。這不再是一個亨利·福特，而是貝納通（Beon）的時代。與此同時，政府開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項目下的私人收入——社會福利金及救助金等「移轉性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於經濟的穩定。前述兩項政府開支的總和，如今已高居國內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如果說，在這個危機時代里有什麼東西上漲的話，恐怕就數這兩項了。單是失業救濟、養老金，以及醫療費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動它們的上漲。這個危機時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紀末期。我們大概得再等上數年，才能等到經濟學家也拿起歷史學家的最後武器——即後見之明——為這個時期找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誠然，將70年代至90年代之間的經濟困難，拿來與兩戰之間的難題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雖然在這個新的20年里，另一場「經濟大蕭條」的恐懼時時縈繞人們心頭。「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次？」許多人都問道，尤其是在1987年時，美國（及世界）股市一場極其戲劇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國際匯兌發生危機之後（Temin，1993，p．99），憂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開始的數十年危機，其實並不比1873年後的數十年間更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意義（雖然1873年那段時期也被人視作大蕭條），這一回，全球經濟片刻也未崩潰——不過當黃金時代於1973－1975年結束時，的確有幾分類似古典的循環性蕭條。當時「發達市場經濟」的工業生產在短短一年之內驟降一成，國際貿易則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黃金時代過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雖然持續增長，可是比起以前的大好時光，速度顯然緩慢許多，只有某些「新興工業國家」（多數位於亞洲，見第十二章）是例外，後者進行工業革命的歷史甚短，自60年代才開始。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1991年，先進經濟地區的國內生產總額始終在增長，只有在景氣蕭條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間，兩度稍微受到短暫停滯的干擾（OECD，1993，pp. 18－19）。世界增長的主要動力，即國際工業品貿易，也在繼續增加之中，進入80年代的大發展時期，其加速之勢甚至可與黃金年代媲美。到短促的二十世紀的末尾，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富庶程度與生產力，總體來說，甚至遠超過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全球經濟，此時也比當年更為活躍。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狀況就沒有這麼樂觀了。在非洲、西亞，以及拉丁美洲，平均每人的國內生產總額完全停止增長，到了80年代，多數人反而變得比以前貧窮。這10年當中，非洲及西亞的產量多數時候都在走下坡，而拉丁美洲則在最後幾年也陷入同樣境地（UN WorldEic Survey 1989，pp．8，26）。對這些地區而言，80年代無疑是它們嚴重不景氣的時代。至於在西方原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地區，80年代始終保持著差強人意的增長幅度，可是1989年後完全崩潰。它們陷入的危機險境，若以「大蕭條」命名倒很合適。進入9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的狀況甚至更慘。從1990年開始到1993年4年之間，俄國的國內生產總額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別為17％（1990－1991年）、19％（1991－1992年），11％（1992－1993年）。波蘭經濟到了1990年初期雖然開始多少轉趨穩定，可是縱觀1988－1992年間，波蘭的國內生產總額總共銳減21％以上。至於捷克，則減了20％；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更慘，損失高達三成甚至更多。綜觀這些國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業生產，只有1989年的半數到三分之二之間（Financial Times，24/2/95；EIBPapers，November 1992，p．10）。
焦距轉向東方，情況則完全相反。就在蘇聯集團經濟紛紛崩潰解體之際，中國經濟卻開始了驚人的增長躍升，對比之強烈，再沒有比這個更令人稱異的現象了。在中國，事實上再加上自70年代開始，成為世界經濟地圖上最充滿活力的一個角落在內（東南亞及東亞的大部分地區），「蕭條」一詞，可謂毫無意義——說來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卻不在這些幸運國家之列。然而，儘管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在繁榮增長，其中的氣氛卻不輕鬆。凡是資本主義在戰前世界最為人指責的缺陷——「貧窮、大量失業、混亂、不穩定」——本來在黃金時期已被掃除長達一代時間，1973年後卻開始重現。經濟增長，為嚴重的不景氣一再打斷，先後計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結束時三次，規模之大，絕非「小小的景氣蕭條」所可形容。西歐地區的平均失業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氣繁榮的最高峰，歐共體的失業率，卻竟然平均高達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數失業人口的賦閑時間甚至超過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長達兩年以上（HumanDevelopment，1991，p．184）。問題是黃金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已經過去，潛在的工作人口本應不再繼續膨脹，而且不論年頭好壞，通常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都高於年紀較長者。在這種情況下，永久失業率若有任何變化，照常理應該呈縮減之勢。
至於貧窮混亂，到了80年代，甚至連許多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也發現如今自己「又開始」習慣於每日乞丐流連街頭的景象了。更駭人的是，流浪者棲宿檐下、藏身硬紙板的鏡頭，大家也都變得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如果警察尚未乾涉，把他們從眾人視線之內移走的話。1993年，無論在哪一個夜晚，紐約市內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頭或棲身收容所內。這個數字，實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從1993年開始倒數回去的5年之中，全紐約市更有3％的市民，頭上一度沒有片瓦遮蓋（New York Times 16／11／93）。在英國（1989年），則有40萬人被正式列入「無家可歸」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誰能預想到今天這般慘狀？
無家可歸貧民的重現，是新時代里社會及經濟愈發嚴重不平等現象的一環。其實根據世界性的標準，「發達市場經濟」富有國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實並不至於太不公平——至少尚未達到極為不公。在這些國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亞、紐西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