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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20年代初期大戰及內戰的塵埃落定，屍身及傷口上的血跡終告凝結，1914年前原為沙皇治下的東正教俄羅斯帝國，此時絕大部分，又以一個大帝國的姿態完整再現。但是這一回，新的帝國卻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統治之下並且一心一意，為建設世界性的社會主義而努力。俄羅斯，是眾家古老王朝暨宗教古老帝國之中，僅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下的碩果。奧斯曼帝國灰飛煙滅了，它的蘇丹，原是虔誠穆斯林的哈里發。哈布斯堡王朝傾成廢土了，它的帝王，一直與羅馬天主教會有一層特殊的政教關係。兩大帝國，都解體在戰敗的壓力之下。只有俄國，依然維持其多民族的面貌，從西邊的波蘭邊界，向東延伸，直至與東方的日本為鄰。它之所以得以獨存，十月革命顯然是絕對因素。因為以90年代末期，在1917年以來維繫聯盟的共產黨體系廢弛之後，以前迫使其他大帝國潰散的緊張關係，也開始在蘇聯境內出現或復活。當時，未來的前途未卜，但是在20年代早期站起來的俄國，卻畢竟仍是一個統一的單一國家，雖然貧窮落後已極——甚至遠不及沙皇治下的年代——但是疆土廣闊，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並決心致力於一個與資本主義迥異、且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
1945年時，退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地區大幅增加。在歐洲，自德國易北河（Elbe）到亞得里亞海一線以東，以及整個巴爾幹半島，除了希臘和土耳其的一小片土地之外，盡入其版圖。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戰後為紅軍佔領，並於日後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國地區，都投往社會主義帳下。俄羅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1917年革命後失去的領土，以及以前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地區，也在1939－1945年間分別為蘇聯復得或佔領。同時，社會主義陣營更在遠東一帶大有所獲，先後有中國（1949年）、半個朝鮮（1945年），前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寮國、柬埔寨）於漫長的30年間（1945-1975年），政權易幟投入共產黨治下。除此之外，共產黨勢力沿著另幾處擴展，包括西半球的古巴（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過基本上到1950年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地盤已經大致劃定。而且，多虧中國人口眾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擁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國、蘇聯、越南三國（越南人口也有5800萬），一般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算不上人口多的國家，從蒙古的180萬到波蘭的3600萬不等。
以上各國於60年代實行的社會主義，套用蘇式意識形態的術語，屬於「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其實有點含混不清，好像意味著另外應該還有著別種較好的社會主義，只因固於事實，目前真正在實行的只有這麼一種。而這一地區，也正是歐洲在告別80年代進入90年代之際，其社會經濟系統及政權紛紛崩潰離析的國家。至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權目前仍在進行改革，其中以中國為最。
社會主義地區第一件值得我們觀察的事，便是終其之世，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單獨存在。政治上經濟上，成為一個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與外界的資本主義，或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世界經濟往來甚少。即使在黃金時期的大景氣里，國際貿易高峰的年代，已開發市場的出口貨物中，也只有4％輸往所謂的「中央計畫型經濟」地區。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輸往該地區的比例也不過如此。至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的出口數額雖然有限，它們向外界輸出的比例，倒比後者送進來的為高。不過論其60年代的國際貿易額度（1965年），還是以社會主義集團內部的相互交易為多，約佔三分之二（UN Iional Trade，1983，voll．p．1046）。
60年代起，東歐國家雖有鼓勵旅遊事業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向卻依然甚低，其中原因顯而易見。至於向「非社會主義」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嚴格限制，有時甚至完全不可能。論起社會主義世界的政治體制，基本以蘇聯模式為師，其獨特之處可說舉世難匹。它們是建立在絕對的一黨統治之上，階級嚴格，層次分明——經濟事務由中央計畫，統一支配號令；政治意識由馬克思列寧思想主導，全民一體通行。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借用1940年起蘇聯的用語）的隔離或自我隔離狀態，在70和80年代開始解體，但是兩大世界之間隔膜的程度，仍令人驚詫不已——更何況這還是一個傳播及旅行發生革命性進展的時代。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這些國家的消息幾乎完全對外封鎖，對內也同樣嚴密封鎖外面的世界動態。如此的封閉隔離，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知識水準的居民，對這些國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為這些國家的過去及現在，它們的語言與行動，跟自己的距離實在太遠，太沒有辦法了解了。
兩大「陣營」的隔絕，根本原因自然出於政治理由。自十月革命以來，俄羅斯視世界資本主義為其對頭，一旦世界革命實際可行，務必滅絕剷除。但是夢想中的革命並未實現，蘇維埃俄羅斯反遭隔離，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後者中最為強大的幾家政府，也多致力於防止蘇聯這個全球造反中心，日後且心欲去之而後快。蘇聯政權直至1933年才為美國正式承認，足證明它在後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當一向作風實際的列寧，在事實上已經緊急到準備大讓步，以求國外資金幫助俄羅斯重建經濟之際，這番努力卻全告惘然，因此年輕的蘇聯，事實上非走上自足式的發展之路，與其餘的世界經濟體制隔絕不可。矛盾的是，經濟隔絕的事實，卻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論點。它的與世隔絕，使得它倖免於1929年華爾街崩潰帶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災難。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響經濟，強化了蘇聯經濟的隔絕性。更有甚者，1945年後連蘇聯翼下的世界，也被捲入這同樣的孤立形勢。冷戰開始，東西兩大陣營的政經關係宣告凍結。事實上雙方之間的經濟關係，除了最微不足道（或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事無巨細，均需經過彼此政府的嚴密控制，因此兩邊貿易全為政治關係所左右。一直到70和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才與外界更廣的經濟世界有所結合。如今回望，從前與外隔絕的經濟天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變化正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結束的開始。然而從純理論的角度看，當年曆經革命洗禮及內戰重生的蘇聯經濟，其實並非沒有理由與另一世界經濟體系產生較事實發展更為密切的關係。縱觀全球，就有芬蘭的實例證明，中央計畫經濟也有與西式經濟作業密切聯繫的共存可能——芬蘭從蘇聯進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達其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並以同樣比例輸往蘇聯。然而史家在此所關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可能」「或許」的理論假設，卻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實。
事實上俄羅斯的新主人布爾什維克黨人，當初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絕之中求生，更不曾將自己設想為任何一種自足性集體經濟的核心。在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各項條件之中，在這個碩大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碉堡裡面一樣也沒有，反而成了歐洲「社會經濟落後」區的代名詞。馬克思學說的創導人往往以為，俄國革命，勢必引發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之火，因為後者已經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如本書前面所述，1917-1918年，這種形勢似乎的確蓄勢待發。而列寧當時惹人爭議的舉措——至少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曾為此爭論不休——看來也不無幾分道理。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路上，莫斯科只是暫時的指揮中心，一旦時機成熟，其永久總部應該遷往柏林。同理，難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參謀總部——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並不是俄語而是德語了。
但是形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得勝地盤就只有蘇俄一處了（不過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顯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業既不可期，眼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努力目標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儘快將其落後貧窮的祖國改造成一個進步的經濟社會。為完成這項使命，第一的任務便是打破迷信，掃除文盲，加快進行科技及工業的現代化革命。於是乎，一個由蘇維埃制度出發的共產主義，基本上便成為一個改造落後國家的大業。如此全力集中，快速發展的經濟建設手段，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眼裡，也頗有幾分吸引力。當時，後者正陷於莫大的災難，惶惶然尋找重振雄風之路，蘇聯對於西歐北美以外地區的問題而言，更有直接意義；因為蘇俄落後的農業社會，正是這些國家的影子。蘇聯提出的經濟發展方案——國家統籌、中央計畫之下，超高速發展現代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各項基礎工業及基本建設——似乎正是針對其難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僅在本質上比底特律或曼徹斯特模式為佳（因為它正代表著反帝國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