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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躍進」的成就驚人，再加上其日趨國際化的現象，不僅使得舊有的單一第三世界觀點不再適用，更將第三世界的所有民眾有意識地帶進了現代世界。面對這個新世界，他們不見得喜歡，事實上如今風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原教旨主義」團體——以伊斯蘭地區為著，但也並不僅限於伊斯蘭國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義上屬於傳統派的運動主張，根本上便是向現代化挑戰反抗的一種行動（需要正名的是，並非所有原教旨主義派別都如此）。不過反對儘管反對，他們卻都知道，如今自己身處的世界已經跟其父輩面對的世界完全不同了。這個新世界，是隨塵土滿天的鄉間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車，以及石油泵和裝電池的晶體管收音機來到他們面前的。晶體管收音機將一個嶄新的世界帶到他們眼前——對那些不識字的小民來說，傳入耳中的廣播電波，有時甚至還是以他們沒有文字的方言出現。雖然收聽廣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權，可是除此之外，本人若不曾在城裡打過工，幾乎也都有個三親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兒討生活打天下。因為鄉間人口以百萬計地擁向都市，甚至在以農村為主的非洲，動輒三四十萬人口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見——如奈及利亞、扎伊爾、坦尚尼亞、塞內加爾、迦納、象牙海岸、查德、中非共和國、加彭、貝南、尚比亞、剛果、索馬利亞、賴比瑞亞等。於是村鎮與城市密不可分，緊緊相結。甚至連最偏遠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樂瓶、廉價電子錶、合成纖維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歷史逆向反轉之下，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竟然也開始在第一世界裡推銷它們本土的技能。於是歐洲城市的街頭，可以見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脈來的印第安遊民，吹弄著他們的感傷的笛樂。紐約、巴黎、羅馬的人行道上，則有西非的黑人小販，售賣各色小玩藝給西方大城裡的居民；正如這些大城市民的先祖，曾前往黑色大陸經商一般。
凡是大城，自然便成了變化彙集的中心點，別的姑且不論，大城市照定義天生便代表著現代。一位來自安第斯山區的移民，便經常指教子女道：「利馬進步多，刺激也多。」（Julca，1992）也許進城之後，鄉下人還是用老家帶來的工具為自己建立起遮風蔽雨之地，蓋起一片片跟種田的家鄉無異的破屋茅舍。可是城裡畢竟太新奇了，充滿了他們從未經歷過的事務，眼前的一切，都與過去如此地不同與矛盾。在年輕女人身上，這種變化的感受尤其顯著。於是從非洲到秘魯，都對女人進城之後，行為就變了樣的現象發出同聲悲嘆。一位由鄉下進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馬一種老歌（huayno）唱出了抱怨之聲：
當年你由家鄉來，是個鄉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馬，秀髮梳得像個城裡妞；
你甚至還說：「請」等等，我要去跳個扭扭舞；
別再裝模作樣，別再自以為神氣，
你我眉梢髮際，其實半斤八兩。
（Mangin，1970 pp．31－32）
其實就連鄉間，也擋不住這股現代意識之流的波及（即使連尚未被新品種、新科技、新行銷、新組織席捲的農村生活，也不能倖免），因為從60年代起，亞洲部分地區，已有因科學選種而興起的穀物耕植「綠色革命」，稍後，又有為世界市場開發成功的新外銷農產品。大宗航空貨運的興起，以及「發達」世界消費者的新口味，是這一類易腐壞產品（熱帶水果、鮮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為外銷農作物新寵兒的兩大原因。農村因此所受的影響，絕對不容低估。新舊兩面的衝激，在哥倫比亞亞馬孫河邊區一帶最為激烈。70年代，該地成為玻利維亞和秘魯兩國大麻的中繼站，在此煉製成可卡因。這一新天地的出現不過幾年工夫；是由不堪國家及地主控制而遷移至此的拓荒者所開闢的。他們的保護神，則是一向以小農生活捍衛者自居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FARC）游擊隊。這個無情殘酷的新市場，自然與從來以一槍、一狗、一網，即可自給自足謀生的農耕生活方式發生衝突。試想一小片絲蘭（yucca）地、香蕉田，怎能與那雖不穩定但一本萬利的新作物相抗衡？這股巨利的誘惑怎能抗拒？舊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擋那毒販保鏢橫行酒吧歌廳充斥的新興城市？
於是鄉間的面貌也改變了，可是其轉變卻完全依賴城市文明及城市工業的動向。鄉間的經濟狀況，更常視本鄉人在城裡所能掙得的收入而定。如種族隔離下的南非，所謂「黑人家園」的經濟，即建立在這種「外匯」之上。當地10％～15％的經濟來源，來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餘則完全依靠出外人在白人地域工作的所得供應（Ripken and Wellmer，1978，pp．196）。鄉下男女進城，發現人生原來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親身體驗，或鄰舍輾轉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況與第一世界部分地區一樣：正當農村經濟在城市的衝擊下被鄉民遺棄之際，城市卻可能反過來成為農村的救星。如今大家發現，生活並不一定得永遠像祖先那麼艱苦慘淡，並不是只能在石頭地上筋疲力盡，討得那起碼的糊口之資。在全球風光無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農村大地之上，從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獨守。與此同時——以南美高地的村莊為例——村人雖然紛紛進城謀生，往大都市裡覓得生存之道，如售賣水果（或更確切一點，在利馬販賣草莓），家鄉村莊的牧野風光，卻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為在外出戶與留居戶複雜的作業整合之下，農村收入已由農業性質，移轉向非農業性質（Smith 1989，chapter 4）。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秘魯高地這個極為出色的個案研究里發現，許多出外鄉民並未改行從工，他們謀生的選擇是成為小販，變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經濟」活動網中的一員。因此在第三世界裡，社會變革的媒介，極可能便是這一群由外出人組成，以某種或多種方式掙錢的中層及低中層新興階級。而其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貧窮的國家為最——就是上述往往不為官方數字所記錄的非正式經濟活動。
因此，在本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年代裡，原本存在於第三世界少數現代化或西方化的統治階級，與其廣大群眾之間的那道巨大鴻溝，開始在社會的轉型下逐漸縮小。至於這項轉變究竟如何成形，以及轉變的自我意識為何，我們不得其詳。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多數連像樣的統計機構都不具備，也缺乏市場及意見調查研究，更沒有社會科學的院所及學人可供效力。不過，即使在文件記錄最進步完善的國家裡，凡是由基層群眾發動的社會活動，剛開始往往難於察覺。這也就是為什麼年輕人的新文化新時尚初起之時，往往難於預料掌握之故。有時，甚至連那些靠年輕人賺錢的人，如流行文化業者，對於新萌芽的趨勢走向也懵然不覺，更別說父母輩了。然而話雖如此，在少數特權精英階級的意識層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裡，顯然畢竟有一種不明的因素在激發、在萌動。甚至在那完全寂沉，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屬剛果（今扎伊爾）亦然。除此之外，否則，我們又如何解釋，在那死氣沉沉的50年代，該地卻興起了一種於60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響力的流行音樂（Manuel，1988，pp．86，97－101）？講到這裡，我們又如何解釋，這個一直到當時為止，不但對當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對任何內部政治活動也厭惡有加的殖民地；這個在外人眼中，無異於「明治維新前的日本，閉關自守，對外界敬謝不敏」的剛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會在1960年，突然政治覺醒，使得比利時人趕緊拱手讓出，任其獨立？
不管50年代百般紛亂，到60和70年代，社會轉型的大勢已經明顯，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蘭世界情勢確鑿，在南亞及東南亞幾處主要國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居於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區里，即蘇聯的中亞及高加索區，改變的跡象卻最為微渺。其實世人往往不知，共產黨革命也是一種保守動因。共產主義的革命，是以轉變人類社會中特定的層面為目標——如國家的權力、財產的關係，經濟的結構及類似的項目等等——除此而外，卻將其他事務凍結在革命以前的狀態，至少也嚴防謹守，絕不容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轉動變化，傾覆動搖其半分。共產黨政權最有力的武器——國家權力——其實對改變人類行為相當無能，遠不及吹捧或批評它的正反兩面辭藻（所謂「社會主義新人」，或相對的「極權暴政」）想像的厲害。一般以為，居住在蘇聯與阿富汗邊境之北的烏茲別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兩族，其教育文化和經濟生活，顯然要比他們居於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許多。其實不然，居於南部的族人並不比居於北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那裡。同樣道理，1930年以來，民族之間的流血鬥爭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從來就不曾需要共產黨統治當局煩惱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