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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增長的情況，不論是否由政府控制，對第三世界絕大多數自耕自食的老百姓而言，都沒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為即使在某些靠一兩樣出口大宗為主要財源的殖民地或國家裡（如咖啡、香蕉、可可等），這些經濟作物也往往集中於有限的幾個地區。於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絕大部分地方，連中國在內，廣大的人口依然以農業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帶，以及西部伊斯蘭世界的鄉間，才搖身一變，在幾十年間，戲劇性地由農業社會蛻變成為世上的大都會（見第十章）。其實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過度擁擠——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給自足，無須外求。這些土地的居民，多數根本不需要政府來幫倒忙，因為當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勢力變得苛擾太重，小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乾脆退而採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環顧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擁有像黑非洲這麼好的優勢，可以輕輕鬆鬆地走進獨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間，這個大好條件卻被糟踏掉了。與非洲相比，亞洲及伊斯蘭世界農民的日子往往窮苦得多，至少在糧食營養方面——貧窮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況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改善過，如印度地狹人稠，生存的壓力自然遠比非洲為大。然而，對許多農民百姓而言，解決之道卻是天高皇帝遠，越少和那些倡導經濟改革致富者接觸越好。長久以來，他們的祖先，以及他們自己本人，都已經學得一個經驗，那就是「外頭來的絕對沒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地思索中，他們領悟到了一個事實：與其多求利潤，不如減少風險，才是上上之策。不過，這些老百姓並不因此便成為全球經濟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為這股革命浪潮泛濫四方，不論遠近，連最偏僻孤立的地區，也難逃其浪頭侵襲——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車——當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機關衙門，而其功能便是製造公文。但是這個辦公室寫字間世界的出現，充其量不過將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大族群：一邊是一個生存行動於其間的官家，另一邊則是完全與其無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絕大地區里，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與「內地」（或都市與邊區）的區別。
麻煩的事卻正出在這裡。現代化往往與政府攜手而來，因此「內地」被「沿海」管轄，邊區為都市治理，不識字者自然也只有受治於識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迦納獨立前不久成立的議會，其104名成員中，68名有某種程度的小學以上教育。南印度特倫甘納地區（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員里，則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並有50位大學畢業生。可是這兩地絕大多數的居民，當時卻多屬目不識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 Gray，1970 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國家級」政府出人頭地者，只會當地通行的語文還很不夠，還得通曉幾種國際語言當中的一種（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須懂得新政府將當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國語」才成——如斯瓦希里語（Swahili，東非、剛果等地的語言）、印尼官話（Bahasa）、洋涇浜語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區，官方的書寫文字與一般民眾的通行語同屬一種語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試觀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舉行的公職選舉中，34名候選人里只有3人不諳英語（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優勢，甚至連最落後最偏僻之民也逐漸感受到了。他們自己不一定能分佔這個優勢——尤其在他們享受不起這個條件的時候，更特別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識就是權力，這句話不但具有象徵意義，在事實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國家裡，所謂政府，所謂國家，對其子民而言，無異於一部龐大機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們的資源、血汗，以供國家僱用的員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識即權力的意義，在這些國家愈發明顯。有了教育，往往意味著有可能在公家謀得一份差事，有時甚至十拿九穩，保證可以得到一個職務，運氣好的話，更可以變成一輩子的鐵飯碗，從此吃喝不盡，招權納賄，公物私用，將職位私下給家人朋友。一個小村莊——比方說，姑且在中非吧——投資在村裡一名年輕人身上，培養他受了教育，從此全村的指望便在這項教育投資所保證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職的所得及公家身份的保護。一份公務生涯如果經營得成功，收入極為可觀，是一國當中待遇最好的職業。在60年代的烏干達（Uganda），一個公務人員的薪水（指其合法正當的收入），高達其國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國的比數則為10：1），其中意義可想而知（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鄉下窮人（或他們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於教育的地方，便可見眾人普遍有著強烈的學習慾望（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區與現代化距離最近，離殖民時代也最遙遠）。「大傢伙都想要學點什麼東西。」1962年時，某位在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動的智利共產黨人，便曾對筆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並不是知識分子，沒法子教他們書本上的玩意兒，便教他們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慾望，自50年代起，是推動南美居民大量由鄉村遷往都市的一大原因。驚人遷徙的結果，鄉間為之一空。各項調查都顯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極大成分在於可為子女的教育和訓練提供更好的機會。在城裡，他們「可以變得不同」。多種新機會中，自然以學校教育為未來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開車這種簡單技術，到了落後的農村地區，也可以成為改善生活的重要原因。開車成為成功之本，這是一位來自安第斯山脈克丘亞族（Quechua）村落的鄉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導效法他的腳步進城，到現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兒外甥的第一課。豈不見他本人一份救護車司機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邁向成功的基石嗎（Julca，1992）？
至於拉丁美洲以外的農業人口，也許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後的時期，才開始逐漸有系統地認識到，現代文明代表著希望，而非威脅。不過在經濟發展的現代化政策當中，領導者可能對其中一事特別寄以厚望，認為它可以對農民造成吸引力，因為它直接影響著五分之三以上依農業維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這項概括性的政治口號，在農業國家裡卻包羅萬象，從大規模土地所有權集中的解放，重新分配給農民及沒有土地的勞動者，一直到封建領地及佃戶制度的掃除、地租的減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國有化及集體化等等。
這一類活動在二戰結束後的10年內風起雲湧，是為進行步伐最為激烈緊湊的10年，因為政治光譜上不論左右及幅度，都可見這個方向的行動。在1945-1950年間，世上半數人口居住的國家，都在進行著某種程度的土地改革——在東歐，以及1949年後的中國，進行的是共產式的土改；原在大英帝國治下的前印度，則是因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台灣、以及韓國，則是出於日本戰敗的結果，或可視為美國的佔領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發革命，土地改革之風開始吹進西方的伊斯蘭世界：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紛紛先後跟上開羅的腳步。1952年玻利維亞掀起革命，南美地區從此也走上土改之路。不過墨西哥仍可算作首開風氣之先的國家，自1910年革命以來，或者更為精確一點，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來，便已經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不過，政治上的呼聲雖然很多，學術上的統計研究儘管不斷，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畢竟不足，加之殖民歲月遙遠，戰敗經驗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終究難以興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羅在古巴發動革命（為古巴帶來了土改），使土地改革進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進程，情況才改觀了。
對於主張現代化的人而言，土改的好處不止一個方面：政治上的意義自不待言（不論是革命政權，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權，雙方均可藉此贏得農民支持）；在思想上更為動聽（如「土地還給勞動人民」等口號）；有時甚至還可以達到某些真正的經濟目的——雖然絕大多數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對於僅僅將土地重新分配給窮人的手段究竟能造成幾分改善，並未抱著太大期望。事實上在玻利維亞和伊拉克兩國分別於1952年和1958年實行土地重新分配之後，農業總產量反而急遽下降。不過為求公平起見，我們也得指出，在其他農業技術及生產力原本便已極高的地方，以前對土改誠意抱懷疑態度的農民，一旦獲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發揮高度的生產潛能。埃及、日本、台灣便是最好的例子，其中又以台灣的成就最為驚人（Land Reform，1968，pp．570－575）。維持一個廣大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