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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後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場個人戰勝社會的革命，換言之，是一場打破了人類與社會交織的紋理的革命。長期以來，社會的紋理不但界定了人類之間真正的關係與組織形態，也決定了人類關係的一般規範，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待的預期行為模式。社會中人的角色，雖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規定，但事先都有脈胳可循。因此，一旦舊有的行為成規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礎，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無所依憑。上一代熟悉這套法則，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諳人事，只知道眼前這個變調社會。兩代之間，自然難以溝通理解了。
在這種變異的氛圍之下，自然便出現了80年代一位巴西人類學家筆下的衝突情境。通常作為一名巴西中產階級的男性，在其強調榮譽與羞恥心的傳統地中海文化熏陶教化之下，面對現代社會日漸增多的搶劫強暴事件，照理，身為一名紳士，他應該寧死也會挺身保護自己的女友或錢包。而一名淑女，也應寧死不屈，絕不願遭到這種「比死還更可怕」的厄運。但是到了20世紀末期大都市的生活現實裡面，任何抵抗恐怕也挽回不了女子的「名節」與口袋裡的錢財。於是最理性的處理方式，便是屈從聽命，以免激怒了盜匪，反而會使惡人真正出手傷人，甚至致人於死。至於婦女名節，所謂婚前保持處女之身，婚後矢志貞節不二，在20世紀80年代受教育被解放的男男女女當中，在他們對性行為所持的假定及現實的行為之下，名節與否，到底又是在為什麼而持守呢？但是正如人類學家的研究顯示，儘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衝擊之下，這一類經歷依然使受害人創巨痛深，在心頭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即使是其他程度比較輕微的遭遇，也往往帶來精神上的不安與折磨——比方一般非暴力性質的正常性交等等。舊的規範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種合理的新秩序，既無法則，又缺乏共識，反使眾人惶惶不可終日。
所幸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類社會裡，舊有的社會紋理與成俗，雖經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史無前例的動蕩變革，雖有損毀，卻尚未完全解體，不可不謂人類大幸。舊秩序脈絡的存在，對貧苦人尤其重要，因為親族鄰里的濟助扶持，是人在變動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在第三世界多數地區里，親族鄰里的網路更是一切資源的彙集，包括信息的提供、勞力的分工、人力與資本的共同來源、儲蓄功能的機制，以及保障社會福利安全的合作系統。事實上，若除去家族之間親密的合作關係，地球上某些地區的經濟成就範例——如遠東一帶——恐怕根本無法解釋。
在比較傳統的社會裡，由於新時代企業經濟的成功，舊有基於不平等關係建立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因而遭到破壞，一方面是因為如今機會均等，人人可以力爭上遊，另一方面則出於原有不平等結構引為倚仗的理論基礎已遭蝕損。因此在過去，家財萬貫放浪形骸的印度王侯，向來可以為所欲為盡情享受，不擔心臣民覬覦或憎恨（正如英國皇家擁有納稅豁免權從來無人質疑，一直到90年代才改變）。因為王公貴族屬於並代表了社會階級中——甚或宇宙間——的特殊角色；他們的地位身份，被人以為是維護安定其王國不可或缺的力量及象徵。在稍微有點出入的類似情況下，日本企業大亨所享有的特權及豪奢，也同樣比較不為人所非議。只要他們擁有的榮奢並非專撥其個人享用，而是跟隨著他們在經濟社會中扮演的功能角色附帶而來即可。就像英國內閣成員的轎車、官邸等特權享受，是屬其職位而非個人，一旦去職，不出數小時內這些豪華物品也隨其職務而去。日本的財富分配，其貧富不均處事實上遠不及歐美社會嚴重，可是80年代日本在經濟大繁榮之下，個人財富累積之巨，以及毫無隱諱地招搖展示，卻使日本有錢人生活水準的高級現象，及其與一般日本國民之間的對比愈顯突出——日本人民的生活條件，遠遜於歐美——這種強烈對比的印象，即使在遠處遙觀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原因，或許是由於有史以來，日本大眾第一次開始認為日本有錢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已經不足以保障他們理所當然的特權享受之故。
至於西方，數十年的社會革命造成了影響更為深重的大破壞。其極端之處，可以從西方對意識形態的公開討論中一窺究竟。尤其是那不經深思熟慮，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眾人作如此想使公開宣示中更可一見。信手即可拈來的例子，就是曾在女權主義者圈中流行一時的一項主張，認為婦女的家務勞動，也應該以市場價格估算（必要時甚至該以此為準付酬）；或以極其抽象兼且毫無限制的個人「選擇權利」為由（所謂個人，是指女性），主張墮胎改革一事的正當性。而新古典經濟學派（neo-classical）的勢力無孔不入，在西方世俗社會中愈發取代了神學的傳統地位，加以在極端個人主義傾向的美國法律影響之下（美國文化霸權自有推波助瀾之功），諸如此類的言論更受到鼓勵，愈發甚囂塵上。甚至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都為其提供了政治言論的出口，她曾說過：「只有個人，沒有社會。」（There is no society，only individuals．）
理論固然偏激，實際作為也毫不落後。70年代，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社會改革家，見到精神病患者及弱智者在病院受到的可怕對待，驚駭之餘，發起運動，盡量將患者從隔離中解放出來，改由「社區鄰里來照顧他們」。可是在西方社會的都市裡，如今已經沒有共同生活扶助的社區鄰里挑起這個責任了。家族關係也蕩然無存，誰也不認識這些被人遺忘的可憐人，於是只有像紐約一類的街頭，收容這些社會的棄兒，大街小巷，充斥著無家可歸的流浪人。每日自言自語，乞討為生，一隻破塑料袋，便是他們的全部家當。如果運氣不好（也許可以算作運氣好，看你從哪一個角度而言），總有一天，他們會從當初趕他們出來的醫院遷到監獄裡去。而在美利堅，監獄已成了美國——尤其是美國黑人——社會問題的主要收容所。1991年，高居全球比例第一的美國監獄囚犯——每10萬人中便有1人在獄中——據報告有15％為精神病患者（Walker，1991；Human Devel opment，1991，p．32，Fig．2．10）。
新道德標榜的個人主義，對西方傳統家庭以及組織性的宗教體系造成了最大的破壞，兩者皆於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期嚴重崩解。過去將羅馬天主教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凝聚力量，如今以驚人的速度裂為碎片。終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區的彌撒人數，由80％驟降為20％；該地法裔加拿大人傳統上偏高的出生率，也一降而竟低於加拿大的平均數（Bernier／Boily 1986）。女性的解放運動，或更明確一點，女性對節育一事的要求，包括墮胎及離婚的權利，更在教會與作為19世紀教會信徒主幹的女性之間，划下最為深刻的裂痕（見《資本的年代》。這個歧異不和的現象，在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教皇自家門內的義大利，甚至在共產主義失勢後的波蘭，都一天比一天更為顯著。獻身神職或其他宗教形式生活的人數，連年銳減；真心或表面願意信守獨身聖潔的人，也一日少於一日。簡言之，不管其中轉變是好是壞，教會對信徒道德物質生活的轄制權勢大減；教會對道德與生活設下的戒律，與20世紀後期人生的行為現實之間，有了一道深邃的黑洞。至於其他對信徒支配力一向不及天主教的西方各教會，甚至包括某些古老的新教教派在內，其數量勢力之衰退更為迅速。
從物質觀點而言，傳統家庭凝聚力鬆弛之下所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我們都知道，家庭不僅是傳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社會合作的經濟機制，是維繫農業社會，以及早期工業經濟（地方性與全球性）的主力。因為19世紀末期，資本尚未大量集中；而現代大公司組織前身的大型企業，即那隻將要在市場活動上補充亞當·斯密那隻「無形之手」的「有形之手」（dler，1977），當時也還沒興起，因此社會上缺乏一股「不具個人性」的資本企業結構。可是家庭之所以在經濟活動上扮演著主要角色，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當時的市場，依然缺乏任何一個私有利潤制度作業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即對權利義務的信任——或其法律的化身，合同執行力的保障。這方面的工作，在過去一向需要靠國家（17世紀主張個人主義政治學說者，對此知之甚詳），或親族社區的力量來完成。因此國際貿易、銀行金融、在遠地的操作經營涉及的巨大利潤及高度風險，往往得靠家族方式的結合始能獲得成功，若由具有共同宗教團結意識的群體進行則更佳，如猶太人、教友派信徒（Quakers）、胡格諾教徒（Huguenots，編者註：法國加爾文派教徒之稱）等等即屬此例。事實上即使到了20世紀後期的今天，這一類的關係組合，依然是犯罪組織不可缺乏的要素，因為黑社會集團經營的生意，既屬違法，自然便沒有法律來保護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