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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響工人階級和發達國家社會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婦女的角色為最——不啻為革命性的新現象。這方面的改變實在驚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為有夫有家的已婚婦女。到1980年，卻已超過半數，僅在1950－1970年間便已倍增。不過女性進入勞工市場人數日增的現象，自然絕非自今世起始。自19世紀末葉開始，女性便已大批進入辦公室、店鋪，以及其他某些服務業——如電話接線員、看護性職業等等。這一類工作形成所謂「第三產業」（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擴張，相對他便侵蝕到作為第一及第二產業的農工業，並將對前二類產業造成絕對性的損害；事實上第三產業的興起，正是20世紀最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至於女性就業人數在製造業方面的演變，則發展不一。在舊有的工業國家裡，傳統上擁有女性就業人口大量集中的勞動密集工業——如紡織及制農業——此時已衰退。在新近變成「生鏽帶」的國家及地區里，那些向由男性為主的機械工業，更別說充滿著男性意象的其他行業——如礦業、鋼鐵業、造船業、汽車製造業——此時也同樣步上衰途。反之，在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及第三世界增長中的製造中心裏面，對女工求之若渴的勞動密集工業則開始興旺（女工在傳統上不但工資較低，也較男工易於管理）。於是女性在當地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過非洲模里西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躍而過60％的例子也是絕無僅有。至於在發達工業國家裡的增減，則依各國情況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務業為主。事實上女性無論在製造業或第三產業就業，其工作性質並無多大分別，因為她們多數是充任次要的職位。而某些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性行業，也有極為強大的工會組織，尤以公眾及社會服務單位為主。
此外，女性也以極為驚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為時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條邁向高級專業之門的坦途。二戰剛結束時，在多數發達國家之中的女學生比例，僅為全體學生總數的15％～30％，只有芬蘭例外——這個女性解放的國度——當時該國女學生的比例已經高達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學生在歐美兩地從未超過半數，唯一的例外為保加利亞——這是另一個較不為人知的親女性國度（就總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鼓勵女性求學較為積極，如東德的增長速度便勝過西德）——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長女性福祉的項目上的成就則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國、加拿大及6個社會主義國家裡——由東德和保加利亞占鰲頭——半數或半數以上的學生已為女性。此時全歐只有4國的女性學生不及總數的四成（希臘、瑞士、土耳其和英國）。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現象，如今已與男子一樣普遍。
已婚婦女大量進入勞工市場——多數均兼母職——及高等教育的驚人擴展，為60年代起女性主義運動的強力復甦（至少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如此）提供了發展背景。事實上若不考慮這兩大因素，婦運將無法理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爆發以來，女性已在歐洲北美一帶眾多的地區，爭取到了投票權及平等民權等莫大成就（見《帝國的年代》第八章）。可是從此之後，雖然法西斯及反動政權一時的甚囂塵上，也未嘗破壞她們已有的成就，但女性運動卻從陽光之下移入陰影之處。其後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以及東歐和東亞部分地區革命的成功，1917年以來爭得的權利終於普及世上多數國家。其中尤以法國和義大利的婦女終獲投票權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實上此時在所有的新興共產黨國家、拉丁美洲（戰後10年），以及除了極為少數的前殖民地外，婦女均開始獲得這項權利。到60年代時，但凡有選舉之地，婦女們均已獲得投票權利，只有某些伊斯蘭國家，以及——說也奇怪——瑞士是個例外。但是，女性運動卻始終未從陰影中重新走出。
因為以上種種改變，並非由於女性主義者的壓力，對於婦女權利地位的伸張也無任何直接的重大影響，即使在投票確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數國家之內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況開始改觀，首先由美國發難，緊接著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國家，並延伸入第三世界受過教育的高級婦女圈內——不過一開始，社會主義世界的心臟地帶卻未受到影響——女性主義再度出現驚人的蘇醒。這一類運動現象，雖然基本上屬於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產階層，但是進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趨勢卻在醞釀進行之中，成就之大遠非第一波女性主義所可比擬。新一波女性意識的覺醒，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卻遍及女性大眾的全體。事實上作為一個族群，如今婦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變。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最早也是最驚人的範例，首推羅馬天主教國家內傳統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們起來抗爭教廷不再受人擁戴的教條限制，最顯著的事例即義大利公民投票贊成離婚（1974年）及較為開放的墮胎法（1981年）。其後又有虔誠的愛爾蘭共和國選出一介女子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就任總統。羅賓遜原為律師，與羅馬教會道德教條的解放（1990年）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到90年代初期，兩性之間政治意見的分歧愈發顯著，此事由多國舉辦的政治民意調查結果可見一斑。政客們開始追逐討好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為奇，其中尤以左派為著，因為工人階級意識的衰退，已經使左翼黨派的傳統選票大量流失。
女性新意識及其利益的影響甚廣，單就女性在經濟活動中就業角色的改變一事並不足涵蓋全面。這場社會革命造成的改變，不僅限於婦女本身在社會上活動的性質，更重要的變化，卻包括她們扮演的角色，即傳統對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們在公眾事業中的地位及成就。因為縱有眾多重大的改變，如已婚婦女大量進入勞工市場，卻不一定會有預期中隨之而來的其他轉變——如在蘇聯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烏托邦的熱情理想幻滅之後，俄國已婚婦女發現自己一肩雙挑，不但得負起掙取收入的新職責，還要照常操作原有的舊家務，可是公私兩面的兩性關係及地位卻毫無改變。總之，婦女雖然大量湧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卻與她們對本身社會地位及權利看法的改變並無一定關係。真正的推動原因，也許是出於貧窮的需要，或許出於僱主對女工的偏好（因為她們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們聽話），又或許純系由於女性為家長的家庭數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國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如南非鄉下人紛紛進城，亞非地區男性不斷湧進波斯灣國家皆是。最後，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單獨持家，獨力支撐一家經濟所需。此外，我們也不可忘卻幾次大戰造成男性大量慘遭殺戮的可怕後果，1945年後的俄羅斯一地，便因此變成五女對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然而，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確實也起了莫大的變化。她們對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對她們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變，此中事實俱在無可否認。然而，某些婦女在政治上獲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皆睹，不過這個現象卻不能用來直接衡量該國婦女在整體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為主導的拉丁美洲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婦女被選入各國國會的比例為11％，遠勝於婦女地位更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國家裡，也有相當數目的婦女開始執掌國家及政治的領導職位，但是其權力來源，卻襲自家庭中的男性，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軍方否決，將已出任緬甸領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們都是因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獲這份地位。至於以遺孀資格執掌國事的女性，則有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賓的克拉松·阿基諾（Corazon A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貝爾·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這些新一代女強人的接班掌權，在意義上與多年前神聖羅馬帝國的瑪麗亞·特里薩（Maria Theresa）和英格蘭的維多利亞，分別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顛帝國的寶座並無二致。事實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國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度里，女領袖高高在上的地位，與其國中婦女所受的壓制正成鮮明對比，大大表現出女領袖的出現非屬常態。
但是話雖如此，若回到二戰前的年代，在任何情況之下，在任何共和國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國家領導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屬不可想像的。可是1945年後卻開始全然改觀——1960年，斯里蘭卡的班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