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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裡，世界同時興起了另一種趨勢，其變化之大不下於小農階級的沒落，其普遍性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需要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從事的職業的出現。初級教育的普及，即國民基本的識字能力，事實上等於是世界各國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標。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實在無藥可救、或是誠實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氣承認本國的半數人口仍為文盲。其中更只有10個國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於非洲——承認國內只有不到20％的國民能讀能寫。識字率的提高，的確有著驚人的成就；共產黨統治下的革命政權，在這方面的成就更給人印象深刻。當然，若依它們所稱，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竟能全數掃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時難免有點不可思議。但是識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儘管不無疑問，中級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員的需求量，卻的確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至於已經結業、或是正在就學的人口數字，自然也同樣快速增加。
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尤為顯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學教育者猶如鳳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學林立的美國是一例外。二戰以前，甚至德、法、英這3個國力最強大、發展最先進、教育最普及的國家，3國加起來1．5億萬的人口裡，大學生的人數只有微不足道的10萬多，即佔3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後期，法國、西德、義大利、西班牙、蘇聯等國的學生已以數百萬計（這只是歐洲數國而已），更別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賓，美國這個大眾高等教育的先驅增長之速自然更不在話下。到了這個時期，凡是推廣教育不遺餘力的國家，大學生人數均佔總人口——男女老少盡在內——的2．5％以上。少數幾個特殊的例子當中，大學生的比率甚至達到3％。在這樣的國家裡，20至24歲的年齡層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學，這種比率並不稀奇。甚至那些對推廣學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較保守的國家——如英國和瑞士——大學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學生群數字最大的比率，卻出現於經濟上離先進水準尚有一段遙遠距離的國家，如厄瓜多（3．2％）、菲律賓（2．7％）、秘魯（2％）。
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現象，而且其勢更突兀。「根據60年代一項針對拉丁美洲大學生所做的研究調查顯示，其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實即為學生人數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當時美國學者曾經下過如此結論，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美墨邊界格蘭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對於高等教育的立場，沿襲了歐洲主張少數精英精神——雖然拉丁美洲各國的大學生人數，每年其實在以8％的比例增長。事實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學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顯著的上升，逐漸演變為一支不可否認的重要政治和社會勢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學生激進主義的狂潮，而學生的聲勢，遠比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真正統計數字的比例為大。話雖如此，學生人數激增卻也是鐵的事實，絕對不可忽視。1960－1980年的20年里，單在學校素質優良的歐洲一地，一般國家的學生人數普遍呈3～4倍的增長之勢。而西德、愛爾蘭、希臘3國，更呈4～5倍的增加；芬蘭、冰島、瑞典和義大利則為5～7倍；至於西班牙和挪威兩國，增長更高達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學生朝大學窄門擠入的現象卻沒有如此顯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為它們特別以本身大眾教育的普及為驕傲。當然，毛澤東的中國是當時的一大變調。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使得中國高等教育完全停頓。到70至80年代，社會主義體系的問題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學生的人數更遙遙落在西方國家之後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國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歐洲其他所有國家為低。
但是進一步探討之下，這種現象還值得奇怪嗎？答案也許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斷擴張的結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經在7個國家裡面製造了10萬名以上的大學師資。西方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其實是由於需求的壓力所致，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卻無須對需求產生任何回應。對於計畫人士及政府中人來說，現代經濟對行政人員、師資和技術專家的需求量，自然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為高。這些人員，都需要經過訓練方可產生，而大學及其他類似形式的高等學府，傳統上便是提供這類訓練的最佳場所，是公職人員及特殊專家的培養場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對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時，學生人數暴增的速度，卻遠超過純粹理性計畫本身所能設想的程度。
事實的發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機會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學校之門。因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來的最佳保證；他們可以因此獲得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經由教育晉陞較高的社會地位。60年代中期，美國調查人員曾訪問拉丁美洲各國學生，其中認為大學教育可以在未來10年之內提高其社會地位的人數，高達79％～95％。相對的，只有20％～38％的學生以為，大學文憑可以為他們帶來比其家庭現有情況更高的經濟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實上有了大學文憑，收入水準勢必比非大學生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國家裡，畢業證書更好比是鐵飯碗。畢業生不但可以在國家機器里獲得一份工作，權勢、影響力及金錢上的強取豪奪，更隨仕途而來。總而言之，畢業證書便是一把打開真正財富之門的金鑰匙。誠然，多數學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勝過大部分的人口——否則明明是養家糊口的工作年齡，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們多年的學費所需呢？——但是也不見得是富貴人家，通常父母都為子女的教育做出極大的犧牲。韓國的教育奇蹟，據說便奠基於農家父母的賣牛所得，才儘力將子女送進尊貴的學人之列（8年之間——1975-1983年——韓國學生人數由總人口的0．8％一躍而為3％）。凡是成為一家中第一位大學生的孩子，有誰不能體會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氣使得無數小康家庭——包括白領階級、公務人員、店家、小生意人、農家，在西方甚至連收入豐厚的技術工人在內——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職地求學。西方的福利國家，1945年由美國首開風氣，以各種助學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軍人學費補助——不過多數學生還是準備過著極為簡樸的求學生涯。在講求民主平等的國家裡，更把中學畢業後繼續進修一事，視為學生理所當然的權利。以法國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認為州立大學應該完全開放，認為選擇性招收學生不合法（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可沒有此等權利）。於是青年男女紛紛擁進大學之門，政府便得趕緊興辦更多的新大學容納他們——美、日，及其他少數國家除外，大專院校幾乎普遍為公立，少有私立大學。興辦新大學的熱潮，以70年代為最盛，幾乎倍增。此外，60年代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新興國家，也都堅持設立本國學府。大學，就如國旗、航空公司、軍隊一般，都被這些新興國家堅持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獨立象徵。
除了一些超級小國或極度落後的國家之外，各國的男女青年學生及教職員等，動輒數以百萬計，少則也有數十萬。他們或集中於廣大卻與外界隔絕的校園裡，或潮湧入大學城內，眾多大學生隨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為一種新成分。大學生這個現象是超國界的，他們跨越國界進行交流，分享溝通彼此的觀念經驗，其勢從容，如魚得水，交換的速度卻又極為迅速，對於新傳播科技的利用，他們比起政府部門也更為得心應手。60年代發展的情況證明，學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進作用，他們向國內外表達其對社會政治不滿情緒的方式也頗為不凡。在一些極權國家裡，學生更是唯一能夠採取集體政治行動的群體。因此，當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學生人數不斷膨脹之際，在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後的學生人數卻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減少為1．1％。其政治意義不可不謂深大。1917年以來，革命者晝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時爆發世界性的社會運動，而在1945年後的黃金年代裡，最接近這個夢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數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學生起來鬧事，從西方世界的美國和墨西哥，到社會主義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學潮，其中多數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學生暴動事件的刺激。當時的巴黎，可說是一場撼動全歐學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觀察家，如阿龍（Raymond）一輩，對學生的行動頗不贊同，斥之為一場街頭鬧劇，不過是一種為發泄情緒的所謂「心理劇」罷了。然而，學潮雖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絕非如阿龍眼中所視，只是一種兒戲。清算1968年這一年的總賬，法國有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