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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人類遇到從未經驗過的新事物時，雖然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來，卻往往搜索枯腸，想要為這未知的現象找出一個名目。就在本世紀的第三個25年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識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詞當中，都少不了一個「後」（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義宇「後」（post）字出之。幾代以來，用以釐定20世紀人類生活精神領域的各式各樣名詞，便紛紛被冠上了一個「後」字。於是這個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關層面，成為後工業（post－industrial）、後帝國（post－imperial）、後現代（ post－modern）、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後谷登堡（post－Gutenberg），後這後那，凡事皆後。這些加在字首的前綴，就像葬禮一般，正式承認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對於死後來生的性質，人們卻不但缺乏共識，甚至根本不能確定。人類歷史上變化最最富戲劇性、最迅速、也最為普遍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進入了身歷其境的當代思維者的意識深處。這場變革轉型的記錄，即是本章的主旨。
綜觀這場社會轉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與普遍性。誠然，在此之前，發達國家——就實際意義而言即中西歐和北美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儼然世界驕子的少數富貴中人——長久以來，便已生活在經常的變化之中，在他們的世界裡，科技不斷蛻變，文化不斷更新。對這一類人而言，進一步的全球性大變革，不過加速並加強他們原已熟悉的變化罷了。說起來，30年代中期的紐約客，不是已仰首瞻望著那座高度傲視全球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Empire StateBuilding，1934）？帝國大廈穩坐世界第一樓的寶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戰者的高度，也不過多出僅僅三十幾米而已。因此，物質增長的量變，到底對生活造成何等質變？這個問題不但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別說如何去有效測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種迷茫現象，即使在前述的優越地區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層次上，這番變動卻突如其來，宛如地震似地排山倒海。因為在50年代，80％人類突然結束了中古時代的生活。更確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開始感受到中古時代的確壽終正寢了。
就許多層面看，親身經歷這種種蛻變的人，往往無法掌握其中變化的全部意義。因為這些經驗對他們本身而言，僅僅屬於漸進式片斷性的變化，正如同在個人生活當中，無論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但在變化發生的當時，卻很少將其視為影響整個人生的大變革。一個鄉下人決定進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靈里，比起從軍，或與兩次大戰中戰時經濟生活對英德兩國男女的影響比較，在變化上又有什麼更持久的意義呢？他們進城時，不曾打算從此永遠改變生活方式，雖然在事實上卻是如此結果。當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時間重返前者生活的場景時，才能感受出其中變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東岸大城巴倫西亞（Valencia）為例，筆者上一次見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這方地面已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的農民流氓，服刑數十年後出獄，重返巴勒莫。只見當年的鄉間，已在都市房地產開發之下變得面目全非，真有著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園，現在全都變成堂皇的大建築了」。這位老兄滿臉迷茫，不敢相信地對我大搖其頭。世界變化之快，連歷史的時間長河，也得用更短的間隔來量度了。不到10年（1962-1971年），遠離城市的庫斯科（Cuzco，位於秘魯）地區已經變成兩個世界：10年前，那裡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著傳統服飾，10年後卻都已改穿歐式洋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鎮市場上的眾家攤販，紛紛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計算機為客人結賬，10年之前，根本還沒有半個當地人聽說過這個東西呢。
於是1950年以來，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的歷史變化之中。各位讀者只要年紀不太大，並在各處經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動，便可以感到此中經驗的獨特。自60年代之後，西方年輕人更發現如今前往第三世界旅行，不但變為可行，更成為一種時尚。此時若欲觀察全球的蛻變，只需睜大一雙眼睛即可。然而作為史家，卻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見聞為滿足——不管這些印象見聞的意義多麼重大——必須一一深入記錄，並予釐清方可。
本世紀下半期中變化最巨大，影響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首推傳統小農經濟的死亡，這一變化，永遠切斷了我們與過去血脈的連接。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絕大多數人類都依土地或水面為生，地上的禽畜，水裡的魚蝦，供應了人類。即使在工業化的國家裡，甚至進入20世紀，農牧人口仍然在就業人數中佔有極高的比例，只有英國一地除外。記得在筆者的學生時代，也就是30年代，小農階級遲遲不去的現象，往往被人用來反駁馬克思的預言——他認為小農必將從地上消逝。即使到了二戰前夕，農漁業人口低於總人口20％的國家，英國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個比利時而已。甚至連美國與德國這兩大經濟強國——當時世界上工業化最徹底的兩個國家——其農業人口雖然已呈穩定性的下降，此時卻仍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國、瑞典、奧地利三國的比例，更在35％-40％之間。至於其他落後的農業地區——以歐洲國家為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每5名居民里，就約有4名依然靠土地為生。
現在再來看看20世紀第三個四分之一的年代，情況全然改觀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國人或比利時人當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從事農業方面的生產。因此對一名普通的英國佬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裡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務農之人的機會，遠比碰上曾在英國本土務農者的比率為高。這種情況實在不足為奇。而美國境內農牧人口的數目，也不斷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過由於長久以來，美國務農的人數本來就在急遽減少，此刻的超低數字自然也就無甚驚人。相形之下，在勞動人口中佔有如此稀少比例的美國農人，卻能夠生產出難以估計的糧食，流往美國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驚詫不已的事實。回到40年代，沒有人能預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鐵幕」邊界以西的國家，已經沒有一國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從事農業——只有愛爾蘭共和國，以及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葡兩國除外（愛爾蘭的比例也只比這個數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農業人口約為半數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後的此刻，也分別降為14．5％和17．6％。此中意義，不言可喻。西班牙的農民人數，在1950年後的20年間減半；葡萄牙則在1960年後的20年間走上同一途徑（ILO，1990，Table 2A；FAO，1989）。
種種數字比率，實在令人咋舌。以日本為例，農業人口從1947年的52．4％，急速降為1985年的9％。換句話說，這段時間等於一名年輕士兵由二戰的戰場歸來，到他由平民就業生涯上退休時的長度。再看看芬蘭的一位小姑娘——這是筆者親聞的一個真實人生故事——生下來是農家之女，第一次婚姻也嫁作農人之婦；但是在她中年歲月開始時，卻已經徹底改頭換面，變成一名世界都會性的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間，當她父親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對俄作戰不幸犧牲，留下孤兒寡婦無所依靠時，全芬蘭還有57％的人口從事農林牧工作。待到她45歲時，這個比例卻已經不到10％了。個人生涯與國家走向，兩相對照，芬蘭人由農牧始，終而卻進入一個完全相異的生活環境，也就實在不足為奇了。
於是在這些干工業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衝的國家裡，馬克思的預言似乎終於實現了；也就是工業化的結果，果然使得小農階級一掃而空。但是真正令人驚奇的發展，卻發生在其他顯然遠遠落後的國家裡面，因為它們的農業人口，也同樣出現空前的下降趨勢——這些國家貧窮落後，聯合國不得不千方百計想出種種名目稱呼，用以粉飾它們貧窮落後的狀態。就在那些「前途光明遠大」的左派年輕人，口口聲聲引用毛澤東的策略，大事慶祝廣大農民百姓，終於圍剿都市安於現狀死硬派的革命成功之際，這些廣大的農民百姓，卻一個個靜悄悄地拋棄了他們的家園村裡，前往城市謀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間，哥倫比亞（1951－1973年）、墨西哥（1960－1980年）——甚至包括巴西在內——農民總數急速減半。而多明尼加（1960－1981年）、委內瑞拉（1961－1981年）、牙買加（1953－1981年）3國更烈，突減了三分之二。這些國家在二戰結束之際，除了委內瑞拉外，其小農人數都高佔全部就業人口的半數，甚或絕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