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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工業，一旦其生產作業的轉移在技術上成為實際可行，並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勢必由高成本地區遷至勞動力低廉的地帶。與此同時，經營者也發現（其實並不意外），原來其他膚色種族的勞工，在技術層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並不比白人勞工遜色。這點發現，對於高科技的工業來說，自然是錦上添花，又一樣絕妙好處。但是除此之外，黃金年代的景氣之所以由舊工業地帶的核心國家擴散至其地帶的原因，還有一項特別值得考慮的因素，是由「凱恩斯派」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特有的幾項組合造成。即所謂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增長是建立於一個大眾消費的基礎之上，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勞動人口不但全面就業，工資也與日俱增，而且更受到愈來愈佳的保障。
這種組合之所以成形，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純系一種政治性的結構所致。其立足點在於多數「西方化」國家左右兩派的共識，因而形成一種極為有效的政策。如今法西斯極端國家主義的右派餘孽，已經被二戰從政治舞台上一掃而空；極端的共產主義左翼，也被冷戰遠遠拋在後面。這個組合，同時也奠基於勞資雙方某種有形無形的默契，雙方同意，將勞工方面的要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免因成本過高導致利潤的虧損。同時，眾人也認為未來必可持續一定程度的高利潤，因為唯有如此，方可解釋不斷投注巨大資金的必要性。若無這些龐大資金的投入，黃金年代的生產力不可能出現突飛猛進的增長。事實為證，市場經濟中最先進最工業化的16國里，其投資額每年以4．5％的比率增加，比起1870－1913年間，增長速度差不多是3倍。這個比率，由於包括了增長較為緩慢的北美地區在內，不然還會更為驚人（Maddison，1982，Table 5.1，p．96）。事實上，這種勞資關係的安排組合，是以三角關係呈現，由政府居間妥協，正式或非正式地幫助勞資雙方進行制度化組織性的談判活動。而在這個新時代里，勞工一方已經被習慣地稱為資方的「社會夥伴」，至少在德國如此。但是黃金年代黯然結束，這類安排開始受到自由市場經濟神學一派的肆意攻擊，貼上了舊詞新用的「統合主義」標籤——這個莫須有的無稽之名，不但早已快被世人淡忘，而且跟兩次大戰年間的法西斯主義根本毫無關聯（見第四章第一節）。回頭再看黃金年代的勞資談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種皆大歡喜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狀況。對當時的僱主而言，業務是如此興隆，利潤是如此豐厚，長期的景氣繁榮之下，自然對談判協商的方式大表歡迎，因為如此更有助於企業從事前瞻性的計畫安排。至於勞工方面，既有固定上漲的工資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從旁不斷擴充更為慷慨的社會福利，當然是何樂而不為。政府也有好處，首先政治大為穩定，共產黨元氣大傷，失去了著力點（義大利則為例外）。其次，經濟環境條件的可測性也因此增加，有利於如今各國開始奉行的總體經濟管理。黃金年代的歲月里，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經濟表現的確優良，單看其中一項因素足矣，那便是隨著全面就業的實現，以及實際收入的不斷增加，再加上社會安全福利的推動（需要時自有公家財源支付），大眾大量消費的時代終於第一次降臨（至於北美地區則早已開始，大洋洲一帶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這個眾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證提供失業者（當時很少有人失業）高達原收入80％的救濟金的地步。
黃金年代的政治氣候，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反映著以上的政策方針。大戰後的各國政府，紛紛走上改革之路。美國有羅斯福主義者；西歐的各原交戰國，則一片由社會主義主導或傾向社會民主路線的新氣象。其中只有西德例外，因為該國直至1949年才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及選舉出現。1947年以前，甚至連共產黨也在各國政府中插上一腳（見第八章第三節）。而地下抗戰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時開始嶄露頭角的保守黨派也難逃改革影響——如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遲至1949年，該黨仍認為資本主義的體制不利於新生的德國（Leanman，1988）——改革之風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風而駛必然難上加難。英國的保守黨，甚至將1945年工黨政府的改革功勞歸為己有。
但是有點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風潮雖然盛於一時，但是卻迅速停息，不過各國的腳步並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氣時期，全球各地幾乎均由溫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導。美國（1952年起）、英國（1951年起）、法國（除了一段短期的聯合政府時期之外）、西德、義大利、日本6國的政壇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政權，依然握在社會民主黨派的手中；至於其他小國，也有社會主義黨派繼續在聯合政府中共同執政。左派撤退之勢，明顯可見，它們的退卻，並非由於失去社會主義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於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勢力的衰退——共產黨在法意兩國仍是勞動階級的最大黨派。它們的銷聲匿跡，更與冷戰的興起無關——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國及義大利，前者的社會民主黨對德國統一的看法「不可靠」，後者的社會民主黨則依然與共產黨同聲出氣——當時的每一個人，除了共產黨以外，當然都堅決反俄。十年景氣里，人們都一致反左，這實在不是一個進行任何重大改變的時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國共識的重心卻又開始向左轉去。這個轉變之所以出現，其中部分原因，也許出在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在凱恩斯式的管理學說下日漸退卻，甚至在堅持古典陣營的死硬派國家，如比利時和西德，也不例外。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上一輩的老先生開始退出舞台——這些曾經照管過資本主義一代穩定復興的前輩：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於1960年（生於1890年）、德國的阿登納於1965年（KonradAdenauer，生於1876年）、英國的麥克米倫於1964年（生於 1894年），甚至連偉大的法國元帥戴高樂（生於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這段時期紛紛告別政壇。一時間，世界政治場上一片返老還童青春重現之象。事實上對溫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對他們是如此地話不投機，而黃金年代的巔峰時期則與他們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時，只見他們再度在西歐各國的政府中活躍起來。這股又開始向左轉的趨勢，部分原因來自選票方向的轉移，如西德、奧地利、瑞典等國的選民。到70年代，進入80年代初期，其勢更猛，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及義大利共產黨，均於此時達到他們的最盛時期。不過就一般而言，各地選舉結果多半仍極穩定——選舉的方式，往往過分誇大了規模其實很小的轉變。
然而，在政治風氣向左轉的同時，這十年間的公眾生活也出現了一種極大的轉變，即在實質意義上完全符合「福利國家」字眼的國家開始正式出現。在這些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裡，社會福利開支的項目——包括收入水準的維護、民眾醫療和教育的提供——成為國家總開支的最大宗；而社會福利工作者的人數，也組成公家機構里的最大一支。以70年代的英國為例，社會福利人員佔全國公務員的40％，瑞典更高，達47％（Therborn，1983）。以此定義出發，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國家約在1970年出現。在緩和的年代裡，軍事開支的降低，當然也自動促成了其他項目比率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國的例子，最能顯示出這項改變的真實性。1970年越戰最高峰時，美國學校教職員的人數卻首次開始大量多於「國防人員」（Statistical History 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結束，所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均變成正宗的「福利國家」，其中6國的福利開支佔全國總支出的60％以上（分別為澳大利亞、比利時、法國、西德、義大利和荷蘭）。黃金年代終了，如此龐大的福利負擔自然造成相當的問題。
當時，「發達市場經濟」的政治生活，如果還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碼也似乎一片寧靜祥和。說的也是，除了共產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在海外爭權奪利造成的危機與核威脅之外（1956年有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冒險，1954－1961年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掀起戰火，1965年後則輪到美國在越南戰場上鏖戰多年），還有什麼叫人激動興奮的事呢？正因為如此安靜的背景，1968年間全球突然冒起的激進學生運動，才會讓政客及老一派知識分子大感吃驚，一時之間措手不及。
學生運動的突如其來，顯示出黃金年代的平衡穩定開始出現動搖的跡象。在經濟上，生產力和工資不斷增長，其間的平衡全賴兩者之間的協調配合，才能保持住穩定的利潤。但如今生產力不再持續增加，工資卻依舊不成比例地繼續上升，無可避免，自然會導致不穩定的失衡後果。黃金年代的出現，全憑生產力與消費者的購買力之間，兩者同在增長上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這是一種在兩次大戰之間，可說完全不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