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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的立意與微觀的應用之間存在的差異，在國際經濟重整一事上特別顯著。所謂從大蕭條中得到的「教訓」（這個名詞在40年代經常被人放在嘴邊），成為戰後國際經濟制度實質安排中的前事之師。美國的霸權當然已是既成的事實，有的時候，雖然改革的構想是來自英方，並由英國首先發起，但是要求眾人付諸行動的政治壓力卻往往來自華盛頓。遇到意見相左時——如凱恩斯與美方發言人懷特（HarryWhite），即曾在新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ionalMoary Fund，IMF）一事上各持己見——佔上風的也往往是美方的意見。在原始的構想里，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秩序，是屬於國際新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而國際新秩序的實現，乃是經由大戰末期籌劃成立的聯合國。但是到冷戰期間，當初聯合國的原始模式開始崩潰，此時各國才依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協約」（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正式成立「世界銀行」（World Bank）——又名「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ional Bank for Restru and Development）——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國際組織，至今仍然存在，並在維持匯率穩定，同時也負責處理國際間債務支付平衡的問題（balance of payment）。除此之外，各國卻不曾成立任何機構專管其他方面的國際經濟事務（比方基本民生物資價格的控制，以及維持全面就業的國際性方針等等）；即使有所擬議，往往也未能徹底實施。原本曾建議成立的「國際貿易組織」（Iional Trade anization），最後卻僅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形式出現，只能經由定期協商的手段降低各國之間關稅的壁壘，比起當初構想的規模及範圍均遜色許多。
簡單地說，計畫這一片美麗新世界的袞袞諸公，原本打算借著一系列的經濟組織來實行他們遠大的構想，就這一方面而言，他們的理想算是失敗了。從戰火中重新建設的世界，並未按他們所想的方式運作。這個世界，並沒有形成井然有序的國際體系，環繞著多邊自由貿易及償付系統生生不息地運轉。美國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大戰勝利後不到兩年便告瓦解。然而，寄託於聯合國的政治理想雖然失敗了，國際貿易及兌付的制度卻開始發生作用，雖然與原始預期的構想並不盡然吻合。事實上黃金年代的確不失為一個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及貨幣穩定的時代；就這一點而言，戰時計畫人士的理想總算獲得實現。而這方面的成功，毫無疑問，主要得歸功於美國及美元在國際經濟上佔有的壓倒性支配地位。而美元的穩定，很大一部分的功勞卻要靠其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例之賜——一直到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美元與黃金固定的關係宣告破滅為止。我們切切要記得一件事情：在50年代，美國一國，便分別獨佔全球先進國家資本總額及總產量的60％左右。即使到了後來眾人一起欣欣向榮的黃金年代高潮時期（1970年），美國也仍然持有先進國家資本額總數的50％，其產量也接近各國總產量的半數（Armstrong，Glyn，Harrison，1991，p．15）。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則是另外一大主要原因。自由貿易資本經濟的最大障礙——與美國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其實並不在於外國實行保護主義，卻在美國本身傳統的關稅制度，以及美國人一心一意，務必大量擴展本國出口額的心態所致。而華盛頓當局在戰時的計畫專家們，認為美國出口擴張，是「達到美國全面有效就業的必要手段」（Kolko，1969，p．13）。於是大戰剛結束，制定美國政策的人們，便野心勃勃地打算開始大肆擴張。結果冷戰開始，才迫使他們重新考慮，採取了比較長遠的看法。冷戰改變了他們的心意，使他們發現唯有儘快幫助未來的競爭對手加速發展，才能對付眼前刻不容緩的政治需求。有人認為，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甚至可將冷戰視為推動全球大繁榮的主要動力（Walker，1991）。雖說這種想法也許有失誇張之嫌。但是馬歇爾計畫巨額的慷慨援助，對於被援國的現代化顯然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如奧地利和法國——美方的援助，對西德和日本的轉型增長更有加速之功。當然，即使沒有美國相助，德日兩國遲早也將成為經濟強國，其中關鍵所在，單看一個事實足矣：作為戰敗國家，它們既無法決定自己的外交方針，自然便無須往軍費的無底洞里倒錢，反而因此大佔便宜。但是反過來看，美援在德日兩國復興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絕對不可忽略，我們只消問一句，如果德國的復興必須仰歐洲的鼻息，德國經濟將會變成什麼模樣？要知道歐洲各國就怕德國勢力再起。同樣的，如果美國先不曾於朝鮮戰爭，後不曾在越戰這兩次戰爭時期，將日本建立成它在遠東的工業基地，日本經濟恢複之速度能與事實上發生的狀況相比嗎？日本生產總值於1949-1953年間（朝鮮戰爭時期）能夠加倍，全靠美國基金資助；13年後的1966－1970年間（越戰時期），日本再度進入增長巔峰，自然更非巧合——這段時間日本的年增長率不下於14．6％。因此，我們絕不可低估冷戰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雖然就長期觀點而言，各國將寶貴資源浪費于軍備競賽之中，對經濟自然造成了破壞性的負面影響。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首推蘇聯，最終對該國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同理，即使是美國，也因為強化軍事力量的需要而導致經濟力量的萎縮。
總而言之，戰後的世界經濟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運轉的經濟。從維多利亞中期以來，國際間各項生產因素自由移動所遭遇的阻礙，從未比現在更少過。其中只有一項例外，那就是國際間移民潮的恢複似乎異常緩慢，仍然陷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緊縮狀況之中——其實這也只是一種假象。因為促成黃金年代大繁榮的動力，不僅來自原本失業如今重返就業市場的勞動人口，更包括內部移民的大洪流——這股洪流從鄉村移向都市，從農業移向工業（尤其來自高地的貧瘠地帶），從貧窮地區移向富庶地區。於是義大利南部居民湧入倫巴第（Lombardy）和皮德蒙特（Piedmont）兩地的工廠；而義大利中西部的托斯卡納（Tus），20年間，更有高達40萬的佃農離棄了他們的田地。東歐地區的工業化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建立在大批移民之上的過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內部移民，其實根本可以列入國際性的遷移，因為當初這批外來人口初到此地，並非出於謀職求生的動機，卻是1945年後大批難民流離失所，被迫離鄉背井遠赴異地的結果。
然而，儘管存在著以上這種人口大量移動的事實，在這種經濟迅速增長，勞工急遽短缺的年代裡，在這個西方世界致力於資源和產品自由流動的經濟體系里，各國政府的政策卻汲汲於抵制移民，全力反對人口的自由移動，此番現象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通常當這些政府發現自己在無形中允許移民流入時（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聯邦地區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國子民的身份有權在英國本土定居），便舉起鐵腕關上大門，斷絕外來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這一類的移民——多數來自開發程度較為落後的地中海一帶國度——往往只能獲得有條件的暫時居留，以備一旦有事，可以輕易將其遣返。不過隨著「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的日益增多，許多移出國也開始加入這個合作組織（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使得遣返工作日漸困難。總之，到70年代初期，約有750萬人口流入發達的歐洲國家（Potts，1990，pp．146－147）。但是，即使在黃金年代的歲月里，移民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到了1973年後日子轉為艱難的20年里，移民問題更在歐洲民眾當中掀起一股公開仇外的心理。
儘管如此，黃金年代的世界經濟，卻一直停留在「國與國間」（iional）而非」跨國」（transnational）的活動層次。世界各國相互貿易的活躍，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甚至連美國，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國家，此刻也開始伸出觸角。1950-1970年間，美國向世界各地輸出的總額不但一躍而增4倍；而且從50年代起，它也成為消費產品的一大進口國，到60年代末期，美國甚至開始從國外進口汽車（Block 1997 p．145）。然而，各個工業國家雖然彼此交易採購，它們絕大多數的經濟活動卻仍然在本國之內。即使在黃金年代的最高潮期，美國的出口總值也不及國內生產總額的8％。更令人驚訝的是，甚至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其輸出總值的比率也只比美國的比率略高而已（Marglin，Schor，p．43，Table 2．2）。
然而，跨國性的經濟活動，此時也開始嶄露頭角，這種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