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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這種異常繁榮，可謂人所未料的經濟增長，我們到底該如何解釋其中發生的原因？更何況在它的前半生里，這個欣欣向榮的經濟體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毀滅的死亡線上垂死掙扎。這一段長時間的經濟擴張與富強康樂，是跟隨在同樣一段漫長時期的經濟破滅無限煩惱災難之後而來。此中的循環往複，毋庸我們在此解說。因為自從18世紀末期以來，此類高低往返，長達50年的長周期現象，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史的基調。我們在第二章討論過，在「大災難期」的時候，人們便開始注意到循環的經濟現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卻始終捉摸不清。長周期理論，一般是以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之名傳世。就長期角度而言，黃金時代不啻是康氏長周期上揚的又一例證，正如1850－1873年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大景氣——說也奇怪，百年前這個景氣歲月的年分，與百年之後景氣幾乎完全吻合——以及維多利亞後期暨愛德華時期的另一景氣一般。幾次上揚的時期，其前後也都曾出現過長期的下沉階段。因此，本世紀的黃金時代，不用在這方面另做解釋，我們需要探討的事物，卻是這一次上揚的幅度與深度。因為其中所表現的程度，正好與其之前出現的危機與蕭條恰成對比。
資本主義經濟此番展現的大躍進，以及因此所造成之史無前例的社會衝擊，幅度之廣，實在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當然從表面看，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有著很大的空間可資發展，以求趕上堪稱20世紀工業經濟楷模的美國。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既不曾受到戰爭的破壞，也未受戰敗或勝利的絲毫影響，只有那經濟蕭條的大恐慌時期，為它划下了一道短淺的傷痕。事實上其他國家，的確也全力以赴，有系統地企圖仿效美國。這個全力仿美的過程，加速了經濟發展的腳步。模仿容易創新難，前去適應修正一個已存的科技，顯然遠比重起爐灶從頭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擬仿效的基礎，發明創新的能力日後便自然隨之而來——這一點，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急起直追心態提供的動力，並不能全然解釋大躍進的現象，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核心深處，尚興起了一股重大的改革與重組，而在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方面，同樣也掀起了一個極為強大先進的發展。
資本主義本身的改變，促成了一種「混合式經濟制度」的出現，使得國家更易進行現代化經濟事務的計畫與管理，同時也相對地大大推動了需求的增加。戰後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往往是一連串由政府支持、監督、引導，有時甚而由政府主動計畫、管理的工業化發展的故事。這一類由政府主導的成功事例涵蓋全球，從歐洲的法國、西班牙，一直到遠東的日本、新加坡、韓國皆是——例外情況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時，各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於全面就業的形成；並設法盡量減少社會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制度。經由以上這兩項政治承諾，奢侈類產品打開了大量消費的市場，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貧窮的階層，耗費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項開支的比例越高——這項極為合理的觀察，是以「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而聞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國，家計中三分之一的開銷，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開支卻一落而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餘用項之上。黃金年代來臨，「市場」也變得民主化了。
國際化活動的進步，則大大提高了世界經濟體的生產能力，因為如今國際分工愈加精密老練。剛一開始，這種精細分工的現象只限於所謂「發達國家」的領域，即歸屬美國陣營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仍多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見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為活躍的發展中國家，則選擇了一條隔離式的計畫經濟工業化之路，全力發展本身的工業生產，取代由國外廠家輸入的工業產品。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卻與海外其餘世界進行貿易，而且往往佔盡上風，因為交易的條件當然對它們極為有利——也就是它們可以極為廉價的代價，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糧食——不過真正呈爆炸性增長的貿易項目卻屬工業產品，以工業化核心國家之間的交易為主。1953年後，20年之間，製造產品的世界總貿易額躍增了10倍以上。19世紀以來，製造業在全球貿易中始終佔有著一個極為穩定，稍少於半數的比例，如今卻直線上升，一躍而為60％以上（W．A Lewis，1981）。此外，即使納粹以數字而言，黃金年代也反映著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活動之頻繁旺盛。1975年中，僅以資本主義陣營的7大國家為例（7國為加拿大、美國、日本、法國、西德、義大利和英國），即囊括全球汽車總數的四分之三，幾乎不下於其電話機的佔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過，儘管如此，新的工業革命的浪頭，卻不再僅限於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區了。
資本主義內部的重組，再加上經濟事務的國際化，形成黃金時代的核心。至於科技革命帶來的衝擊，其例雖多，但是否能解釋黃金時代的緣由，卻不及前面兩項顯著。我們已經討論過，這數十年間欣欣向榮的新工業化現象，多數是建立在舊有科技之上的舊有工業經濟不斷向外擴散於新興國家的結果。比方社會主義國家，拾起了19世紀西歐各國的牙慧，即後者賴以起家的煤炭和鋼鐵工業；而歐洲各國，則向20世紀的美國學步，仿效其石油和內燃機的新興工業。高級研究鼓勵的科技生產，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後的危機年頭開始，才對民間工業產生大規模的衝擊。1973年後，幾項在信息科技和遺傳工程方面的突破發展開始紛紛出現，在此同時，科技在其他未知領域也有了重大的進步。各項主要新發明之中，立刻在戰後發揮其改變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學製藥。它對第三世界人口的影響，可說是立即性的（見第十二章）；它對人類文化的衝擊，雖然沒有這麼迅速，在當時卻也指日可見——60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興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現才成為可能。抗生素的發明，使得雜交、亂交性關係的危險度大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輕鬆可治；其二從60年代開始，避孕藥到處供應，唾手可得（但是雜交的危險性，在80年代又隨著艾滋病重回人間）。
總而言之，創新性的高科技發明，迅即成為經濟大規模景氣當中的一部分。單獨來看，雖然不具決定性因素的力量，整體而言，我們卻不可將它由黃金年代成因的解釋理由中排除。
戰後的資本主義，正如前面所引克羅斯蘭（Crosland）之語：「已經全然改觀，再也認不出它的本來面貌了。」所謂老店新貌，正像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所言，是一個舊系統的「新」版本。黃金年代的種種面貌，絕非只是由兩次大戰之間的錯誤中幡然回頭，重歸舊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維持住「高比例的就業率，……並享有高層次的經濟增長」而已（H.G．Johnson，1972，p．6）。從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榮再來，是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政治的兩大聯姻（借用美國人的術語來看，即羅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蘇聯借鑒之處甚多，而後者首開世界各國計畫經濟之先河。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70和80年代，當建立於這樁聯姻體制的政策不復有經濟上的成功保護之際，一批奉自由市場學說如神明的經濟學者，開始對計畫一詞口誅筆伐，恨之如見蛇蠍。因此如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等輩，從來就不屬於實際派的人士，雖然我們可以在言辭上勉強說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這派人士會以他們高妙的辯辭，全力主張在事實上這種效力根本屬於烏有。他們是「自由市場即等於個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海耶克於1944年出版的著作書名所示，《到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對任何有悖這項法則的手段大加撻伐。即使在經濟恐慌大蕭條的深谷之中，他們也堅守著市場理論最純粹的原則。而隨著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場制度及政體的相互攙和，世界愈發富庶，資本主義（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再度繁茂。這些人卻繼續堅持其書生之見，撻伐著種種使得黃金年代發光發亮的緣由。於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再也沒有人傾聽這些老信徒的喃喃囈語了。
此外，資本主義的改頭換面，事實上是經過一批人的深思熟慮才實現的，尤其要靠大戰最後幾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兩次大戰之間的惡劣經驗，尤其是經濟大恐慌時期殘留的恐怖回憶，其創痛巨深，沒有一個人夢想著立即重返空襲警報響起之前的戰前歲月。這種心態，和上一次大戰之後政界人物急欲恢複當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著戰後世界經濟秩序藍圖規劃大筆的政壇學界「諸公」（當時女性還不被容許踏入公共事業的門檻），都曾身歷大蕭條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