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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黃金年代這股驚人的爆炸增長之勢，似乎僅是過去增長的重複，只不過這一次幅度尤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國，即曾經歷這股蓬勃的增長；如今則以美國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典範，再將這把火燎原般蔓延到全球各地。就某種層次而言，這個現象的確屬於一種國際化的趨勢。比方汽車時代早已在北美降臨，可是一直要到大戰之後方在歐洲地區出現，並在更以後的時間，才以比較緩和的姿態出現在社會主義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產階級。在此同時，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大地子民而言，卡車和公共汽車，則在低廉的油價之下成為大眾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會的興旺，可以以私有汽車的增長率衡量——以義大利為例，即由1938年的75萬輛激增為1975年的1500萬輛（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 175，p．960）——那麼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尺碼，則可由觀察其卡車數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經濟的大繁榮，因此就美國而言，是繼續以往的增長趨勢，就其他國家地區而言，則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產模式，跨洋越海，成為新興汽車工業忠實遵循的不二法則。而在美國本土，福特式教條則延伸至其他生產和製造行業，從房屋興建，以至垃圾食物，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麥當勞的興起，可謂戰後一大成功範例）。過去僅為少數特殊階級生產服務的產品，如今開始大量產銷，向廣大的群眾市場推出，帶著大規模人潮湧向陽光海岸的旅遊業即為一例。大戰之前，北美地區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觀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過15萬；可是1950－1970年20年間，這個數字卻從30萬人暴增為700萬人（US Historical Staristics，I，p.403）。至於前往歐洲地區旅遊的數字，自然更為驚人。單以西班牙一地為例，該國直到50年代後期為止，可謂毫無大規模旅遊業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卻迎來5400萬以上的遊客人潮（Stat．Jahrbuch 1990，p．262）。以往被視為豪華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為家常便飯，標準的生活舒適條件——至少在富國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機、電話等等。1971年時，全球已有2．7億萬部電話機，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歐地區，而其擴展之勢，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後，即已倍增。在已開發的市場經濟地區，平均每兩人便有一部以上的電話（UNWorld Situation，1985，Table 19，p．63）。簡言之，這些國家的居民，如今已經可享用他們父輩只有極富之人才能擁有的種種享受——其中當然只有一事例外，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已由機械代替了僕役。
更有甚者，我們對這一時期最為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其中經濟繁榮的最大動力，多是來自科技方面的種種突破與革命。科技不但將眾多舊有產品改良，並且進而促成大量新產品的出現，其中許多是聞所未聞，在戰前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新發明。某些革命性的產品，如命名為「塑料」的合成物質，是於兩戰之間開發而成。有些則已經進入商業生產的階段，如尼龍（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產品，如電視，以及磁性錄音帶的技術，此時卻才剛剛結束試驗的階段。此外大戰時對高科技的需求，更為日後的平民用途開發了眾多革命性的處理過程，如雷達、噴氣式引擎，以及為戰後電子產品與信息科技奠定基礎的各種重要觀念與技術。這方面的發展，以英國表現為最強（後由美國接手延續），遠勝一心以科學研究為目標的德國人。如沒有這些戰時打下的研究基礎，那麼1947年發明的晶體管，以及1946年發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計算機，必將延後多年方能出現。也許是幸運吧，首次於戰時為人類所開發，卻使用於毀滅用途的核能源，就整體而言，始終停留在平民經濟的範疇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僅在全球電力生產方面略盡功能（至少到黃金時代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發電約佔全球發電量的5％。然而種種發明創新問世的年代與目的，無論是出於兩戰之間或二戰之後的科學研究，或基於兩戰之間的技術甚或商業開發，甚或來自1945年後突然猛進的大躍進時期——如50年代發明的集成電路，60年代的激光技術，以及各項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術發明——就我們探討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後分野其實並不重要。但是有一點不同，那就是黃金時代的繁榮，對種種先進甚至為常人難懂的科學研究倚重之深，勝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高深專業的科研技術，如今往往在數年之內，即可於應用領域找到實際用途。兩百年來的工業發展，甚至包括農業在內，終於開始決定性地跨越了19世紀為我們設下的技術範疇（見第十八章）。
對一個觀察者而言，這段科技大地震時期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它完全改變了富國居民日常生活的面貌（貧國亦然，只不過程度較輕）。幸虧有了晶體管及體積小卻時效長的電池，如今即使在最遙遠偏僻的村莊，也可以收聽到無線電的廣播。又有「綠色革命」，為稻麥耕作帶來了巨大轉變（人人腳上一雙塑料鞋，取代了以往的赤足）。任何一位歐洲讀者，只要檢點一下自己身邊各式各樣的所有物，即可證明這第一點所言不虛。冰箱冷凍櫃里豐富的寶藏，滿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之物（其實連冰箱冷凍櫃本身，也是1945年前很少有家庭擁有的著移品）；冷凍處理的各式食品、工廠環境大量飼養生產的家禽產品、加了催生劑及其他各種化學物質以改變味道的肉類，有的甚至是以「去骨的上等好肉仿製」而成（sidine，1982，pp．1164ff），還有那繞過半個地球空運而來的新鮮產品，在這個時代以前，是絕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與1950年比較，各種自然或傳統物質——如木材、以傳統方式處理的金屬製品、自然纖維或填充料、甚至包括陶瓷在內——種種材料在我們各家廚房、家用器具、個人衣物當中所佔的比例，的確都呈現急速下降的趨勢。然而，在經營者大肆吹噓推銷下（經常是有系統的極盡誇張之能事），個人衛生美容用品的產量之大，及其花樣名目之繁多，卻往往使我們忽略其中到底含有幾分真實性的創新。科技的翻新變化，使得消費者的意識達到一個地步——只有新奇，才是促銷的最好手段。這種訴諸新奇的推銷手法，從合成清潔劑（是於50年代成形進而成為「一代產品」），到膝上的攜帶型電腦，應用面之廣無所不容。其中所持的假定是，「新」就是「好」。「新」，不單代表著更上層樓，「新」，簡直就意味著「革命」性的突破。
這一類假新奇之名的產品除外，其他代表真正新科技新突破的產品同樣層出不窮：電視機、塑料唱片（1948年問世）、其後的大盤錄音帶（卡式錄音帶於1960年推出）、磁片CD，以及取代以往那種大而笨重的攜帶式小型晶體管收音機等等——筆者的第一部攜帶式收音機，是60年代後期獲贈於一位日籍友人。此外尚有數字型手錶、袖珍計算器（其動力先為電池，後為日光能源），以及後來各式各樣的家用電器、攝影器材，錄像產品。種種新發明共有的一個最大現象及意義，在於這些新產品的體積不斷縮小，越來越方便隨身攜帶，其研製銷售的範圍及市場因而也越發擴大。然而科技革命的象徵，在另外一些表面似乎毫無改變的產品上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比方如個人式休閑用的小艇，自二戰以來，其實已經從頭到腳全部徹底更新。船上的各項設備，無論是桅杆還是船體，風帆還是索具，導向還是航行工具，都與兩次大戰之間的船隻截然不同。唯一不曾改變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外形和功用。
第二，各項發明突破涉及的科技愈複雜，從發現或發明到商業生產的過程也同樣地愈為複雜，其間必須經歷的程序更是精細繁多，所費不貲。研究發展（R＆D）於是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然而也正因為如此，「發達市場經濟體」超越其他地區的領先優勢，便也因此愈發強化（我們在第十六章將會看見，科技創新的開花結果，並未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出現）。70年代在這些「發達國家」里，每百萬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孜孜不倦致力於研究發展的事業。可是同樣的人口，在巴西卻只有250名科技人員，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亞及奈及利亞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 5．18）。更有甚者，由於創新已成為一種持續的過程，以至於新產品的開發成本，也變為生產成本中龐大而不可或缺的一環了。而這項成本，更有與日愈增之勢。即以極端的軍火工業而言，區區金錢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慮項目。新研製成功的裝備，往往還來不及應用到實際用途上，就得完全毀棄另起爐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