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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觀事探理，往往與史學家相似：只有於回顧往事時，才能認清自身經驗的本質。50年代時，眾人開始意識到年頭的確越來越好，若與二戰爆發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見其佳。持有這種想法者，尤以那些國勢蒸蒸日上的「發達國家」的居民為最。1959年，英國某位保守黨首相保住首相寶座，贏得大選的口號便是：「你可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日子吧。」這句話顯然相當正確。但是一直要到這段欣欣向榮無限繁榮的美景過去，進入動蕩不安的70年代，等待著傷痕纍纍的80年代，觀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經濟學者為首——恍然了解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世界，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的世界，正結束了一個在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極為特殊的時期。眾人搜索枯腸，想要為這個時期擬一個恰當的名稱；於是法國人士有「光輝三十年」，英美社會則有「四分一世紀黃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種種說法。金色的光輝，在隨之而來數十年黑暗的危機背景襯托之下，越發顯得燦爛。
眾人之所以如此遲鈍，花這麼多年時間才認識到當年美景的特殊之處，其中原因有幾個。對美國來說，繁榮不是什麼新鮮事，毫無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過是戰爭時期經濟擴張的持續而已。自從大戰時期開始，這個國家就受戰爭之賜而發達，不但沒有遭到任何物質損害，全國國民生產總額（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戰爭結束，美國已一躍幾乎佔全球工業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為其架構之龐大及躍升之迅速，美國經濟在戰後黃金時代的表現，相對地也就不如其他國家在此時期增長率驚人，因為後者起步的基礎遠較美國差。1950－1973年間，美國的增長率均低於其他工業國家（英國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長率較其前期的衝動活力也更見遜色。其他工業國家中，即使連增長遠較他國遲緩的英國在內，均突破了本國過去的記錄（Maddison，1987，p．650）。事實上就美國而言，從經濟和科技的角度而言，這個時期的發展非但沒有進步，反呈相對性的倒退。美國人單位工時的生產力，與他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以1950年這一年為例，雖說美國國內生產總額每人所得是德法兩國的雙倍，日本的五倍，並超出英國一半，其他國家卻急起直追，追趕之勢，一直到進入70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歐洲各國戰後的首要目標，自然一致以恢複在大戰中損傷的元氣為主。因此1945年後的頭幾年裡，各國衡量本國成功的標準，不是以未來為尺碼，而是完全建立在與過去水準接近的程度之上。對於非共產黨國家而言，這項療傷止痛的過程，也意味著必須將心中對戰爭及戰時抵抗運動遺留物的害怕心理——即對社會革命與共產黨勢力的恐懼感——拋諸腦後。到1950時，多數國家（德日兩國除外）均已恢複戰前的生活水準。但是早期的冷戰，加上當時法意兩國國內殘存的強大共產黨勢力，卻使當時眾人不敢稍存安逸之感。總而言之，一直要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以後，人們才終於真正感受到增長在物質上帶來的種種好處。以英國為例，這種感覺直到50年代中期才變得明顯起來。在此之前，相信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選舉當中，以前述麥克米倫的競選口號獲得勝利。即使在義大利北部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區，所謂「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帶來的惠澤，也要到60年代才變得逐漸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個普遍富裕的社會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會上的全面就業現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歐洲失業率約為1．5％之際，才成為普遍的趨勢。而在50年代，義大利還有8％的失業率。簡言之，進入60年代，歐洲各國才理所當然地看待自己無比繁榮的現象。從此開始，「有見識」的觀察家都一致認為，經濟大勢從此只會永遠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聯合國某位人員曾在報告中寫道：「60年代的增長趨勢，無疑也將於70年代初期與中期繼續進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會對歐洲各國經濟的外在環境造成重大影響。」隨著60年代的發展，由各先進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組成的俱樂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anization for E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將它對未來增長的預估修正為更樂觀的數字。到70年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依保守的中等估計」），更被設定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 39），但是事實發展證明，結果全然不是這樣。
如今回顧觀察，30年的黃金歲月，基本上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30年間，這些國家佔了全球總出產額的75％，以及出口總量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當時還有另外一層原因，使得這個繁榮時期一時不易為人所察覺。那就是在50年代，經濟高潮的現象似乎是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與特定的經濟區域無關。事實上剛一開始，新擴張地盤的社會主義國家彷彿還佔了上風。蘇聯在50年代的增長率，勝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而東歐各國經濟增長之速，也幾乎不下蘇聯——尤以過去一向落後的國家最為快速，而已經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國家則較為緩慢（不過共產黨東德卻遠遠落在非共的德意志聯邦之後）。到了60年代，東歐集團的增長開始失去衝動，但是它在黃金年代國民所得的增長，卻稍高於（蘇聯則較低）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資本主義變得明顯地領先於社會主義了。
然而，黃金年代畢竟仍不失為世界性的現象，雖然對世上絕大多數人口來說，他們生活的國度貧窮落後，這繁榮富裕的景象始終不曾近在眼前（不過聯合國專家卻想方設法，要為這類國家粉飾）。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不斷激增，1950年後，非洲、東亞、南亞三地的人口，35年之間足足增加了一倍有餘；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為驚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饑荒頻仍，哀鴻遍野。代表著這饑荒的標準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異國兒童，頻頻出現於西方家庭晚餐後的電視屏幕上。可是回到黃金年代，卻沒有這種集體大饑荒的現象出現。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戰爭及政治瘋狂造成的悲慘後果。事實上當時人口數字倍增，平均壽命也延長7年——若將1960年的數字與1930年相比，更高達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當時糧食產量的增加勝過人口增長的現象，在發達國家及各個主要非工業地區均屬事實。50年代，在每一個「發展中的地區」，平均國民糧食生產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為遜色，但亦呈增長之勢，只不過速度不及他處輝煌而已。進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業地區的糧食生產依然保持增長，可是速度卻異常緩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這一回它卻一反落後姿態，領先其他各國）。總之，窮國於50和60年代的糧食生產總和，其增長均勝過發達國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屬貧窮地區的國家之間，也開始出現了極大的差異，因此若再將這些國家的數字混為一談，便失去意義。如今某些地區，如遠東和拉丁美洲，生產力增長之速，遠超過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區則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後之勢。到80年代，在南亞和東亞以外的世界貧困地區，國民糧食生產完全停止增長（即使在以上這兩個地區，增長率也比70年代為差，如孟加拉、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至於其他的一些地區，則比其70年代的水準減少甚多，甚至直線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亞洲近東為最（Vander Wee，1987 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able 2，pp．113-15）。
同時，發達國家的問題卻完全相反。它們的煩惱是糧食生產過剩，多到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們的對策有二：一是大量減少生產，二是（如歐洲組織的做法）將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產品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窮國傾銷。窮國的生產者無法與之競爭，於是在加勒比海的島嶼上，荷蘭乳酪的價錢比在荷蘭本地更低。說也奇怪，一邊是糧食過剩，一邊是飢腸轆轆，這種景象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曾經引起世人多少憤慨，如今到了20世紀的後半時期，卻少有人聞問。此中差異，襯托出60年代以來，貧富兩世界之間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進行，這種現象，甚至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