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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40年間，兩個陣營不斷增強軍備以相抗衡。可是這種長期武裝對峙的形勢，卻建立在一項不切實際而且毫無事實基礎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局極其不穩，隨時可能爆發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只有永久地相互牽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戰於萬一。這種心理現象，究竟從何而來？首先，冷戰之說純系一種西方觀點，如今回頭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當年在二戰餘震之下，卻屬自然反應。當時眾人都以為人類的災難時期尚未完結，世界資本主義和自由社會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數觀察家都認為，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前車之鑒，此次戰後也必有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連美國也難倖免。某位在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便曾於1943年作此預測，警告美國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業和工業失序的經濟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戰勝利以前，華盛頓當局分身之術，對經濟事務自是無暇全神顧及。但是對於戰後的國策方針，美國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場經濟大蕭條襲擊所花費的心血，更勝於為防止另一場戰爭發生所作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華盛頓之所以擔心「戰後將爆發大亂」，動搖「世界在社會、政治，以及經濟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Kolko，1969，P．485），並非杞人憂天。因為當時各交戰國家，除了美國之外，戰後一片廢墟。而且在美國人眼裡，各國人民饑寒交迫，很有可能鋌而走險投入社會革命主張的懷抱，走上與提倡自由企業、自由貿易，以及自由投資的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國及全世界的未來，卻只有在貫徹自由精神的國際經濟制度之下才有效。更有甚者，戰前的國際社會，此時已全面瓦解，廣大的歐洲大陸之上，以及歐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國獨力面對著聲勢日益浩大的蘇聯。全球政局的未來難卜，唯一可以確定的卻是在這個紊亂不安、隨時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況發生，資本主義及美國一方只會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強權卻會更加甚囂塵上。
至於那些重獲解放的國家，戰事剛停，對於各國中間派立場溫和的政治人物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不論在朝在野，這些人士都為共產黨人的壯大而大傷腦筋，唯有向西方盟國可以求得一點支援。而共產黨人卻在戰火中崛起，聲勢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有時甚至一躍而為國內最大黨派，擁有人數最多的選民。法國總理（社會黨）便曾前往華盛頓提出警告，表示若無經濟援助，他極有可能敗於共產黨之手。1946年全歐歉收，緊接著一場酷寒嚴冬，更令大洋兩岸的歐美政壇同感心驚肉跳。
再意氣相投的夥伴，戰爭一旦結束，往往也會分道揚鑣。更難怪原本就只是一時勉強的結合，一邊是領銜資本主義最大強國的美國，另一邊是在本身勢力範圍之內儼然老大自居的蘇聯，面對戰後種種情況，兩方勢非分手決裂不可。但是縱然如此，也無法充分解釋美國政策之所以強烈恐共的理由——不過除了英國以外，美國其他友邦及羽翼對反共一事卻沒有這般熱衷——美方的政策，至少在其公開的表示里，主要是針對莫斯科將發動全球征服行動這種最壞的打算而定。美國認為蘇俄心懷不軌，意欲導演一場無神論的「共產世界陰謀」行動，隨時準備推翻自由國度。但是在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當時被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稱為「我們現代的自由社會——新形態的資本主義」（Home，1989，vol．11，p．283），其實根本就不曾面對任何可以想見的危機。以此來觀看肯尼迪（J．F．Kennedy）的競選言論，就更令人費解了。
為什麼有人把「美國國務院專家」對局勢的展望視作替天行道的「天啟洞見」（Hughes，1969，p．28）？為什麼冷靜鎮定的英國駐蘇外交人員，在拒絕將蘇聯與納粹德國作任何比較之餘，卻也在報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對著一種可以稱之為現代版的16世紀宗教危機。在這場現代宗教戰爭中，蘇聯的共產主義正與西方的社會民主政治以及美國版的資本主義為敵，共爭世界霸權」（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來——事實上也極有可能——蘇聯在1945－1947年間顯然毫無擴張之意，也不打算擴大它在1943－1945年間高峰會議為共產集團定下的地盤。事實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國家及共產運動裡面，各個政權往往刻意「不去」依蘇聯的模式建國，反而在多黨制國會民主之下，實行混合性的經濟制度。這種做法，不但跟「無產階級專政」大異其趣，卻「更趨於」一黨專政的事實。在共產黨內部文件裡面，甚至將無產階級專政稱為「既無用處又無意義的舉措」（Spriano，1983，P．265）。（事實上唯一拒絕遵從這項新路線的共產黨，卻是如南斯拉夫一類脫離莫斯科的控制，並為斯大林極想搞垮的革命政權。）更有甚者，雖說蘇聯部隊是其最大軍事資產，可是蘇聯複員之速卻不下於美國，紅軍人數由1945年最盛時期的1200萬名，到1948年，已經驟降為300萬人。這一點甚為外界所忽略《紐約時報》，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層面探討，當時的蘇聯，其實對紅軍佔領範圍以外的任何人都沒有眼前的威脅。當時，筋疲力盡的蘇聯正力圖從戰爭的灰燼中振作起來，它的平時經濟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大俄羅斯以外，完全掃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於西部邊陲一帶，更與烏克蘭，及其他各種民族主義的游擊武力多年齟齬不斷。它由斯大林獨攬大權，而他對外是力避冒險添亂，對內則殘酷無情（見第十三章）。蘇聯對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時間之內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級強權美國，自然無利可圖。身為一名共產黨人，斯大林當然相信共產主義最終必將取資本主義而代之，這一點毋庸置疑；從這個信仰出發，兩大制度之間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難長久。不過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斯大林手下的計畫專家，卻不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危機。他們顯然相信，在美國霸權撐腰之下，資本主義還有好長一段路可走，因為當時美國財富及勢力的增幅之大，實在太明顯（Loth1988，pp 36－37）。這一點，其實正是蘇聯擔心的要害。蘇方在戰後採取的姿態，與其說成野心勃勃的攻勢，倒不如說是但求自保的守勢更為貼切。
總之，儘管蘇聯自顧不暇，但是形勢使然，雙方卻不得不都採取對抗的政策。一方是蘇聯，對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則是世界超級強國的美國，對中歐和西歐瞬息萬變的局勢，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撲朔迷離的政局也同樣不安。就算沒有意識形態牽涉其中，對峙局面恐怕也難避免。1946年初，美國外交官凱南（Gee Kennan）首先提出並為華盛頓當局積極採納的「遏制政策」（tai）。凱南本人，便不相信俄國真的在為共產主義聖戰賣力，而他自己，更不屬於任何意識戰爭的十字軍先鋒——從其日後職業生涯中可見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對民主政治的評價甚低，因此大加反對）。凱南其人，其實只不過是一名由舊式權力政治學派出身的俄國問題專家——美國駐歐人員之中不乏這號人物——在此類人眼中，俄羅斯沙皇派，或是布爾什維克派，都屬於一個落後野蠻的社會。而俄羅斯人向來便有一種「缺乏安全感的傳統直覺」，其統治者更是一群充滿了這種恐外心理的白痴。這個國家，老是自絕於外面的世界，一向為獨裁者所統治，總是處心積慮地從事死亡鬥爭，很有耐性地等著對手徹底毀滅。既不合作也不讓步，判斷和行動，從不訴諸理性，只能聽憑武力，硬碰硬地解決。在凱南眼裡，共產主義無疑火上加油，更大大地增高了舊俄帝國的危險性，因為它標榜著舉世最最無情的烏托邦思想——即壟斷全球的思想意識——為這個舉世最最兇殘的勢力添翼。因此依照凱南這套理論實行起來，便意味著唯一能與俄國抗衡的強國——美國——絕對不能有半分妥協。無論俄羅斯是否信仰共產主義，都得將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響滲透。
這是美方的觀點。反之，從莫斯科的角度看來，為了保全進而利用本身在國際上剛建立卻不堪一擊的龐大勢力，唯一的途徑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樣：絕不妥協。誰都沒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這一手其實力量有多單薄。1943－1945年間，當初蘇聯還是對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將是打退日本的主力——羅斯福和丘吉爾即曾在數次高峰會中，尤其是雅爾塔會議，許下諾言，答應給蘇聯許多好處。這些在蘇聯眼中經由歷次會議講定的地區，比方1945－1946年間議定的伊朗與土耳其國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絕不鬆口。除了這些要塞地區之外，蘇聯也許可以考慮撤離，但若妄想重開雅爾塔，門都沒有。事實